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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革命/杨金强译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4:21:33  浏览:818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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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革命

杨金强、余飞* 译(译者均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2006级诉讼法研究生)

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由50个州组成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的信念。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仍然吸引着众多人涌入美国。它产生于几百年前,经过发展、变革并持续到今天。自由信念的核心就是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当程序原则自从确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理念。它使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胜诉并由此产生诸多正义的判决,这些判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司法实践。同时,正当程序理念也把美国公众分为强调公共秩序和强调个人权利的两派。
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过程主要涵盖在四个重要文件之中,即“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大宪章”是英国的宪法性文件,旨在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并保障其权利不受统治者——国王的侵犯。美国依据“大宪章”制定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并且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1765年起草的“殖民地权利与不满宣言”,是殖民地人民发泄对王室怨气的宣言书。正当程序原则和其他相关法律反对英国统治下的不公正审判,并以此消除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775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从以上提及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得被随意剥夺。同时,正当程序原则也限制政府的立法权并确保制定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独立宣言”以及1776年的美国宪法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被视为最高权威的宪法补充了前十项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内容涉及公民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程序。宪法第四修正案特别针对正当程序原则,宣称“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由的搜查和扣押,没有合理的事实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搜查令必须描述清楚搜查的地点、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地描述清楚需要逮捕的人。”这些保障了公民在警察突击搜查时享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使得对“合理怀疑”的界定在当时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并经过了多次修正和发展。宪法第五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来实现法律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自身生命、财产以及自由的剥夺。在此修正案之前,无论被指控犯罪的人实际上有罪还是无罪,他都会被推定为有罪。接下来,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了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更好的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正如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所描述的,主人公被定罪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在法庭上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这也表明了律师辩护权重要性。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另一个里程碑。它宣称,“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这样,即使在犯罪的情况下,也能合理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多部关于狱中生活、酷刑和非常刑罚的影片此刻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奴隶制经济繁荣的那段时期,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有所减慢;过后,随着北方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该原则又开始继续发展。随着1857年规定“隔离但平等”的“斯科特案”被推翻,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基于出生地和居住年限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宪法权利。不久之后的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选举权以便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公民的选票将被平等地对待,并且允许任何具有一定条件的人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同时,第十四修正案增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第二个条款——除非各州依据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否则不能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作为正当程序原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而非创造新的法律和程序来继续支持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审查权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听审低级别法院的案件,并因此基于联邦法律而不是州法律作出决定。关于司法审查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s. Madison)案,马歇尔法官就是依据比州法律效力更高的联邦宪法作出的判决。司法审查权在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莱西”(Martin vs. Hunter’s Lessee)案中再次被动用。沃伦法官主持最高法院时坚持司法审查的传统,对一些有可能终结正当程序发展的重要案件作出了决定性改变,使美国进入了被称为“正当程序革命”的时代。
自从沃伦法院在实践中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开始,正当程序革命拉开了序幕。形势在几个关键的案件被推翻之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关于“是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的争论声中,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在正当程序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
正当程序革命通过1954年的“布朗诉拖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推翻1896年的“普莱西诉福格森”(Plessy vs. Ferguson)案而被正式提出。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所有人都必须在诸如座位、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受到平等对待。这一判决的理念促使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产生,该法案宣称:“为了贯彻实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为了授权美国巡回法院旨在救济公共设施歧视案件的管辖权,为了授权总检察长保障公民享有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宪法权利,为了扩大民权委员会的职能,为了在联邦的协助下消除歧视,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就业机会平等的委员会,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制定本法案。”
“西尔维斯特•蓝博公司诉合众国”(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一案标志着这场革命进入下一个阶段。此案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引入“毒树之果”的领域,意味着警察必须合法地收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使用。本案中,警方非法闯入蓝博公司并获取了该公司的税务记录,企图指控该公司逃税。最终,由于窃取的税务记录没有被法庭采纳而导致了控方证据不足。同时,第四修正案在推翻“沃尔夫诉科罗拉多”(Wolf vs. Colorado)案判决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一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案宣称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Weeks vs. US)案确立的涉及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各州法院。这被视为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合理推定。
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是正当程序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禁止双重危险的条款规定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追诉。该原则在1969年的“本顿诉马里兰州”(Benton vs. Maryland)案中得到适用。此案例推翻了1937年的“帕科诉康涅狄格州”(Palko vs. Connecticut)案,该案中,被告帕科遭到重复审判,第一次他被判处监禁刑,第二次他因同一罪被判处死刑。1964年的“埃斯贝托诉伊里诺伊州”(Escebedo vs. Illinois)案阐释了第五修正案,一旦某人涉及到被指控的调查中,必须有律师在场作合适的辩护和解释。这一时期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s. Arizona)案也为第五修正案增加了新的含义,即被逮捕时必须被告知“米兰达权利”。
宪法第六修正案在1963年“吉迪恩诉温赖特”( Gideon vs. Wainright)案和一些青少年犯罪法庭的审判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赋予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完善了法庭审判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描述了辩护权的革命,吉迪恩由于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而被定罪。于是,吉迪恩写信给最高法院要求为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其他几个重要案件使得第六修正案在青少年犯罪审判中适用,包括1966年的“肯特诉合众国”( Kent vs. US)案,1967年的 “高尔特”( re Gault)案,1970年的温西普案(re Winship),1975年的“布雷德诉琼斯”( Breed vs, Jones)案和1996年的“伊里诺伊州诉蒙特内兹”( Illinois vs. Montenez)案,以上案件都要求青少年罪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出庭。
1962年的“罗宾逊诉加州”(Robinson vs. California)案发展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规定的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1968年的“艾弗利诉约翰森”(Avery vs. Johnson)案也影响了第八修正案,该案认为,关于监所律师的立法,占用了其他的司法资源。1974年的“沃尔夫诉麦克道尔”(Wolff vs. McDonnell)案推翻了1871年的“拉芬诉联邦”(Ruffin vs. Commonwealt)案,后者把囚犯看作国家的奴隶,前者则为囚犯提供了新的宪法架构内的保护,特别是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在第八修正案是支持“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两种形式的正义针对犯罪的不同方面。“恢复性正义”强调犯罪行为和处罚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而“重分配正义”强调罪犯自身对罪行的悔过。缓刑和假释的观点在第八修正案的发展过程中被质疑。1972年的“莫里斯诉布莱尔”(Morrisey vs. Brewer)案是界定假释制度的里程碑,1973年的“加贡诉斯卡贝里”(Gagnon vs. Scarpelli)案则提出了缓刑的标准。对第八修正案最后的调整是关于囚犯待遇的,包括以下案件:对我们的良心提出挑战的“霍尔特诉萨维”(Holt vs. Sarver)案;1974年关于囚犯基本法律权利的“贝尔诉普罗柯尼尔”案(Pell vs. Procunier)案;1972年涉及死刑问题的“福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s. Georgia)案和1976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s. Georgia)案。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拉开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序幕,同时也为革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它提供了沃伦之后的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推翻先例的根据。他们越来越保守的解释引发了如下争议:该修正案是不是违背立法的本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当程序的理念在沃伦法院时期得以发展、实施,而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却被终结,后两者都不大认同先前沃伦法院的工作。沃伦与其支持者们的许多努力得不到认同,甚至还受到伯格和伦奎斯特的轻视,他们一直力图修改甚至推翻沃伦时期的许多判决。
伯格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了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伯格法院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善意例外”使第四修正案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法人员的行为具有客观的善意,或者他们所造成的侵犯是微小的,则过分强调被指控一方的权利就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个原则随着1984年的“合众国诉莱昂”(U.S. vs. Leon)案而普遍化。此案中,根据一位秘密监察员的报告,警方认为存在合理根据而取得了搜查令状,在里昂的三个住处查出了大量毒品。由于申请令状的根据不充分,该证据起初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最终,通过排除规则的例外使该证据的资格得以认定。在1987年的“马塞诸塞州诉舍帕德”(Massachusetts vs. Sheppard)一案中,警察申请令状时的理由也不充分。伯格法院做出了相同判决。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沃伦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案所强调的原则,从而修正了对“合理根据”的理解。
伦奎斯特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米兰达案(Miranda vs. Arizona)和埃斯科贝托(escobedo vs. Illinois)案判决的例外规定。从1986年起至今,伦奎斯特法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布瑞尔诉威联姆斯”(Brewer vs. Williams)案确立的“必然发现”原则修正了沃伦法院的判决,该案中的被告被剥夺了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通过支持1984年的“纽约诉跨雷斯”(New York vs. Quarles)案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原则,该案中,被告私藏武器侵害了公共安全。“合众国诉迪格森”(U.S. vs. Dickerson)案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的改革,因为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但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对米兰达规则的修正仅仅是一种重申,而不是改变。这是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它对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以上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还在其他方面修改了沃伦法院的判决,如规定囚犯不受残酷和非常刑罚的宪法第八修正案。“Hands-Off Doctrine(法官放手)”原则的回归,在基于1991年的“威尔逊诉塞特”(Wilson vs. Seiter)案的惩教制度上允许惩戒体系内部的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案中,阿肯色州监狱的一个犯人控告监狱滥用囚犯。这条原则要求在衡量是否属于残酷和非常刑罚时,要考虑监狱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蓄意的疏忽”。1995年,“桑丁诉克纳”(Sandin vs. Conner)案导致了全美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整,允许司法正义的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囚犯通过服刑的过程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沃伦法院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被修改。正当程序革命的终结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朝着对制定法和判例进行严格解释的方向发展。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和美国的司法审查理念都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新的修正下开始慢慢被瓦解。联邦最高法院今天仍然继续对这些理念进行修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最高法院对布什总统的选择和决定方式仅仅是基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自由意志,而并非通过一个宪法性判决。正当程序原则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还是将来会出现转机?
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准确预测,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来对将来的情况做出推断。诸多修正陈旧理念的判例已经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犯罪控制的目的与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实施的需要与对无辜者的保护将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的矛盾。在将来高科技武器和方法泛滥的情况下,控制犯罪的目的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正当程序理念将丝毫不会削弱,因为它是司法正义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因素和法院之间的角力也将会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因素。政客们统治着当下的美国,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最高法院吗?总统将会选择谁进入最高法院?不同的总统的不同选择将造成最高法院不同的倾向。因此,最近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总统选举和布什将会任命谁进入最高法院都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考虑布什或戈尔上台后会提名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必将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宪法修正案会如何对待基因技术?法院如何帮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正当程序的规制下控制犯罪?宗教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日俱增,是否需要对宪法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能回应这种全球范围的变化?
正当程序原则将来会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所变化。这源自于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影响。1919年的“舍克诉合众国”(Schenck vs. U. S.)案确立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将如何规制仅有数据和信息的互联网领域?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Gitlow vs. New York)案使问题变得复杂,它赋予了警察惩罚危害社会公德、煽动犯罪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权力。如何根据互联网和技术信息的复杂性及广泛性来控制它们可能存在的流通?
正当程序原则应当继续坚持,在这个充斥着诸如种族、毒品和文盲问题的暴力年代,正当程序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在我们收到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对暴力发展趋势预测”中被提及。如果该预测中有关暴力的观点直到2005年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对那些间接地参与诸如爆炸、劫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罪犯,强调保护无辜的正当程序原则与犯罪控制目的之间的对抗将继续存在。这种对抗在目前发生在辛辛纳提的种族暴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白人警察在残酷镇压众多黑人的示威和暴乱,他们是否真正地执行了法律并且又保护了无辜,又或者他们的偏执是否损害了我们平常认为是公正的人?
自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至今,正当程序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将来在对待该原则的时候应当继续清除政治中的保守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阿德沃特诉合众国”(Atwater vs. U.S)一案,该案中一位母亲在高速公路上被捕,仅仅由于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单独留在车上而没有给他们系上安全带。这种判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虽然还有相当大的争论,但是执法人员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正一步步地获取更多的权力来做类似的事情,然而在执行中却将该目的置之脑后。本案中,给这位母亲一张罚单并让她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就足够了,而不是当着年轻孩子的面对他们的母亲实施逮捕。这应该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们却正在坚持错误而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当程序的理念仍然会继续发扬它保障公民权利的传统。

资料来源:http://www.collegetermpapers.com/TermPapers/Government_&_Politics/Due_Process_Revolution.shtml,
附翻译原文: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great promise of America that has made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50 States today is Freedom. Many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y of these freedoms starts centuries ago and has developed, revolutionized, and persist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day. At the core of these Freedoms is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everyone has rightFreedoms which still today cause people to flock to the s and freedom until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m arbitrarily, or by the will of a just third party. Due process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ince it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has caused many people to win over the overwhelming odds in court cases and has presided over many righteous decisions that still affect cases today. Due process has also divided the country as public order advocates or individual rights supporters.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is conceived from four important documents, the Magna Charta,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gna Charta was an English document that gave citizens rights and protection from their ruling body, which in that case was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Magna Charta was used by the U.S. to create the Bill of Right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drafted in 1765, was the original document created by the colonies of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rown. The British unfair trials amongst other tragedies were to be fought with Due Process and the creation of other laws to clear the complain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This would lead to the st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1775.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we would derive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be fairly heard and tried in court before losing life, liberty, or justice. Due process also limit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ke laws, ensuring that they are fair and proper.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and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 furthered again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1776. The Constitution, the document known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cluded Bill of Rights, which were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discussing the freedoms and procedures to protect those freedoms in America.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d specifically to Due Process, stat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This secured peoples right to be searched and violated by raids, 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great controversy in what was to be probably cause, an idea that would b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Fifth Amendment also supported due process in giving any citizen the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Before their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could be taken away someone other than their selves had to be a witness to their crime or have evidence to convict them. Before this, by force, people could be forced to testify as guilty despite their true innocence or guilt. Next,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the next milestone affecting Due Process. The Eighth amendment stated,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This protected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even for those convicted of crimes. Several of the movies we watched in class dealt with prison life an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at reoccurred there.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caused by slavery at th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slowed. Then, with the Civil War resolv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 the development moved on.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in 1865, abolished slavery, giving rights to all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citizen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their birth and their time living in the country. This came from the overturning of the Dred Scott case of 1857, which gave the world the idea of “separate but equal.” Soon after, in 1868,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urther gave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to everyone by declaring peoples votes would be counted equally and allowing anyone within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o run for government positions. It also added the second due process clause that neither could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Warren court was the promine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continued to support Due Process, but no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laws or procedures, b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This power gave the Supreme Court the ability to hear cases from lower level courts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 instead of State law. A classic examp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case of Marbury vs. Madison, 1803, which Chief Justice Marshall redecided the case based on the a greater force than state law, the Constitution. This judicial review was again utilized in 1816, in the Martin vs. Hunter’s Lessee. Warren would carry on this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courts making changes to what would become landmark cases to end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in to the era we can classify a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fter the Warren Court applie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state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began. The legal climate was changed in the overturning of several key cases. The Fourth, Fifth, Sixth,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would all play key roles in the revolution along with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vs.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with the overturning of the case Plessy vs. Ferguson(1896) by the case of 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in 1954. This case when p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by the Warren Court (1953-1969), declared that separate was not equal and that everyone must be incorporated together in all aspects, such as seating, public facilities, etc. The ideals that came from this case would also launch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which states, “To enforc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to confer jurisdiction upon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injunctive relief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to authorize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suits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education, to extend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in federally assisted programs, to establish a Commission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e nex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case of the 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added to Due Process the idea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ed Tree,” which specified that is evidence is taken illegally, then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used in a court of law. In this case, police broke into the lumber company and stole tax records that proved that the company was guilty of tax evasion. However the 1920 case ruled it inconclusional based on not enough evide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s we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urth amendment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case of Mapp vs. Ohio (1961) which overturned Wolf vs. Colorado(1949), by saying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Exclusionary Rule from the case Weeks vs. US (1914) was now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individually. This was possible through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he Fifth amendmen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the idea that you can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was applied to the states in 1969 in the case of Benton vs. Maryland. This case overturned the previous case of Palko vs. Connecticut (1937) where Palko was retried on a case where he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the second time he was tried for the same crim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The case of Escebedo vs. Illinois(1964) also elaborated on the Fifth amendment, saying that once you move from investigating to accusing a person, a lawyer must be present for the proper defense and interpretation. Miranda vs. Arizona (1966) also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adding onto the Fifth amendment that you must be read your “Miranda Rights”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The Six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s of Gideon vs. Wainright (1963), and several juvenile court procedings.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His wrote to the Supreme Court who tried his case and gave him proper counsel to defend himself. Several court cases also changed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pply to juveniles convicted of crimes. They included Kent vs. US( 1966), In re Gault (1967), In re Winship (1970), Breed vs, Jones (1975), and Illinois vs. Montenez (1996), which held that a “concerned adult” must accompany a child on trial.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 of Robinson vs. California (1962), which applied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right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o the states. The case of Avery vs. Johnson also affected the Eighth amendment in 1968 when it declared “jailhouse lawyers legal, absent other legal resources.” The case of Wolff vs. McDonnell (1974) reversed the case Ruffin vs. Commonwealth of (1871), which made prisoners slaves of the state, and gave the prisoners ne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especially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ere was also great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Eighth amendment supported Restorative or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se two types of justice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criminals. Restorative focused activities and punishmen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e towards the public and individuals, while Redistributive focused on the offenders past behavior. The ideas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were also questioned in the revolution within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case of Morrisey vs. Brewer (1972) was the landmark defin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parole, and the case Gagnon vs. Scarpelli in 1973 set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probation. The final adaptations to the Eighth amendment were about inmate conditions, it included Holt vs. Sarver which discussed “shocking the conscience,” Pell vs. Procunier (1974) which dealt with the legal base of prisoner’s rights,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urman vs. Georgia in 1972 and Gregg vs. Georgia in 1976.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ega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nd would conclude the revolution leading to the aftermat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gave the courts after Warren, Burger and Rehnquist the ability to again change the cases and ideal that ruled the amendments. Their more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s created controversy in the way that amendments now affected citizens as opposed to their “old” meanings.

During the Warren Court, there was th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d the enforcement of Due Process. However, then came the aftermath, the Burger and Rehnquist courts, both of which were not happy with the previous work of the Warren Court. The many efforts of Warren and his supporters were not liked, even despised by Burger and Rehnquist, and they made valiant efforts to modify and overturn many of his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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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9亿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里蕴含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土性,对土的依恋,让他们生活的圈子变得狭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稳定了这块固定生活圈的格局。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在这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但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也可以这样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但是在自己狭窄的村落之间,这种孤立,隔膜就消失殆尽,人们在村落里生活,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相互之间见证了各自孩子的成长,宏观来看就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我们经常会听见这样的言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乡土社会的格局导致了法律文化渗透的局限性,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的各种秩序尽然有序,即使出现了纠纷,靠得也是村落里的所谓的权威人士来解决,处理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人们对于纠纷的处理结果却很少有异议,这种熟人社会复杂的关系网所产生的礼治约束力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的思维无法渗入其中,礼治的形成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它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并且能有效的应付各种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是靠礼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每个人了,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虽然还没有达到乡村城镇化的水平,但是由于乡村务工人员大量向城市涌入,带来了农村传统格局的巨变,人们不再继续以前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转而进入城市,创造收入,这种行为就直接打破了以前的熟人社会格局,人们不再在礼治的思维下生活,这批务工人员从城市不仅带回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城市里陌生人社会的法律思想,面对纠纷时,礼所产生的约束力已经大打折扣,乡村社会里的权威人士的言论只能作为调解的一种添加剂而已,对结果地影响已经没有以前的决定性。
现代化的法律思维开始在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互相渗透,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理清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明确的界定。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陈腐的诉讼纠纷处理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很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的隔膜又使得他们无法适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正义被误解。曾今报道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怎么判好呢?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巨变,使其社会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得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个熟人社会,怎样树立法律的权威和神圣性,是首要解决的问题。05年中国十佳法官的评选中,有这样一个人,她叫金桂兰,是黑龙江宁安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它创造了堪称中国最简陋的法庭,这个法庭可能没有一般法庭的庄严,但是它同样主持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人们称这个法庭为"炕上的法庭"。这种以打破传统的方式的行为,以一种符合实际要求的状态来应对乡村的各种纠纷,推行着乡村的现代化,是法律文化传播成功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的乡村农民,对纠纷的解决更愿意依赖于法律的解决,这些虽然都是小的纠纷,但是蕴含其中的是人们对法律理念的信服,尊重。
法律文化,法治社会的建立,要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不光是城市,在我们身旁的乡村社会同样需要,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这个本不应被分离的两个社会群体一起努力,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法治型社会。

作者:库欢 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法学研究生

黑龙江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和当场收缴罚款实施细则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和当场收缴罚款实施细则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5号)


  《黑龙江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和当场收缴罚款实施细则》经省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宋法棠
                           2000年3月7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执行,加强对罚款收缴活动的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的收缴活动,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罚款,除依照本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外,一律实行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以下简称罚缴分离)制度,由被罚款的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商业银行缴纳罚款;行政机关及其执
法人员不得擅自扩大当场收缴罚款的范围自行收缴罚款。
第四条 行政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规定的法定内容,并注明各级行政机关的预算级次。
中央和省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及其在省内各地的执法机构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分别注明中央和省级预算级次。
第五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有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代收机构),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委托,承办代收罚款业务。
各级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的具体代收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级确定。
中央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的具体代收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省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的具体代收机构,由有关省级行政机关统一确定。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同代收机构签订代收罚款协议。
代收罚款协议签订后,行政机关应当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和同级政府法制部门、财政部门备案;代收机构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
第七条 代收机构代收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统一格式、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代收罚款收据。
代收罚款收据由各级财政部门根据需要组织发放,并不得收取费用。
第八条 代收机构应当具备足够的代收网点,并在营业时间、服务设施、缴款手续等方面为当事人缴纳罚款提供方便。
代收机构应当根据与行政机关签订的代收罚款协议,严格履行代收代缴罚款义务;其下属代收网点和经办人不得拒收罚款。
代收机构应当于收到罚款并划缴国库后的一周内,将代收罚款收据的回执联返给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作出罚款决定,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对公民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2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公民无法证明自己是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市、县(市)常住人口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市、县(市)无固定办公地点或者经营场所的;
(三)其他经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确认的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情形。
第十一条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代收机构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在铁路、公路直达地区,距最近的代收机构20公里以上的;
(二)在非铁路、公路直达地区,距最近的代收机构10公里以上的;
(三)在江、河、湖泊等水上地区,距最近的代收机构5公里以上的;
(四)其他经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确认的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省级行政机关认为本细则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以外的某些情形应当列为当场收缴罚款范围的,可以向省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由省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除出具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外,还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2日内交至本行政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2日内交至本行政机关;在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返回本行政机关之日起2日内交至本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收到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后,应当在2日内将罚款直接上缴同级国库。
第十五条 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六条 代收机构应当根据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的罚款数额收取罚款。
当事人逾期缴纳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需要加处罚款的,代收机构应当根据逾期的天数加收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未明确需要加处罚款的,代收机构不得自行加收罚款。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对于错缴或者多缴的罚款,应当自有权机关认定需要办理退付之日起15日内,向本级财政部门(缴入中央财政的,向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提出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并出具收入退还书后,从同级国库退付。退还罚款应当在财政部门接到申请之日
起15日内办结。
财政部门在审核行政机关的退付申请时,发现行政机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退付的,可以提请本级政府责令该行政机关自行承担部分或者全部退付费用。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予以处理,并可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依照《黑龙江省行政处罚监督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应当实行罚缴分离制度而没有实行,自行收缴罚款的;
(二)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的;
(三)当场收缴罚款时不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
(四)对当场收缴的罚款,无正当理由超过2日未上缴同级国库的。
违反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情节严重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暂停其行政处罚主体资格。
第十九条 代收机构拒收罚款、刁难当事人或者不履行本细则和代收协议所规定义务的,由本级政府法制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代收罚款资格,并建议有权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条 本细则所称的以下,包括本数在内;所称的以上,不包括本数在内。
本细则规定的期间,开始的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的,以节、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各级政府法制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2000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