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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的价值判断将直接影响到诉讼公正的实现。而对中国影响至深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更多地关注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在对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诉讼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确立得到了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法治理念的验证。


一、价值取向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价值取向问题的存在。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冲突，国家法必须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其价值指引将直接决定不同群体诉讼权利和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实现。

（一）利益冲突存在的必然性

利益冲突的存在决定了利益权衡与选择的存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主体很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社会、国家，以及各个涉入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机关和各个机关中的个体。因此刑事诉讼中的冲突也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既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对于诉讼案件处理立场不同时产生的冲突，也包括涉入刑事诉讼中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总的利益冲突，也包括国家分别与被追诉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主体的冲突，还包括不同诉讼参与人之间各自的利益冲突。而在这种种冲突之中，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选择是最引人瞩目的，也是对撞得最激烈、最难调和的。因为尽管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抗一直是政治哲学上的经典论题，但其在刑事诉讼中也仅仅主要以程序的社会可接受性的方式出现，涉及社会心理的问题；而诉讼中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权衡则可以在国家的整体名义下进行内部协调和分配；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冲突，多数可以通过经济、精神抚慰，甚至国家代为“复仇”的方式得到调和。而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则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是天然的，自从国家产生就开始了，从未停止过，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都涉及到对个人最可珍视的价值及利益的权衡。

诉讼中利益权衡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立法进行的，因为调整矛盾、进行利益选择正是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法律调整利益权衡的过程中，如下问题是国家必须面对的：最应珍视和保护的利益是什么？各种利益要求如何排序？对利益的倾斜限度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必须以一般规则的形式予以回答并确定下来，因为或然性、临时性的处理方式将会给法的安定性，乃至社会生活整体带来灾难。国家调整诸多利益冲突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是“两害相比取其轻”，“两利相比取其重”，其目的正如庞德所言“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磨擦降低到最小限度。”[1]但是上述总原则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会促使人们作出不同的利益评估。此时，由于市民社会的权利让渡，就使得国家作为主体作出的利益评估具有了至少在形式上的权威性。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平衡逻辑和标准，也有自己独特的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序列，然而，建立在合理的逻辑证成和经验哲学基础上的某些评价标准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比如“生命利益高于财产利益，健康利益高于娱乐利益，在合理的战争情形下，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2 ]不过即便如此，利益权衡也始终是一个难题。由于刑事司法制度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更多地涉及国家权力的运用、法律的权威，以及个人权利和利益中最值得珍视的生命、自由、安全和财产，因此在产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时，利益平衡的难度也就更大一些，抉择也需要更加谨慎。

（二）刑事诉讼价值准则对利益权衡的导向作用

一国的刑事诉讼价值准则无疑决定着诉讼中利益权衡和博弈的方向。诉讼目的的阐述直接体现了国家诉讼价值的判断。近现代以来，极端和单纯的利益倾向已经慢慢淡化，各国刑事诉讼的目的都以有效保障人权，同时充分实现刑罚权为追求。但是这无疑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刑罚权的实现与人权保障往往会发生抵牾，而由于司法资源的绝对有限性，这种抵牾常常严重到必须取舍其中之一的程度。而人权体系中本身存在的利益的多元性更是增加了这种取舍的难度。

各国的刑事政策在不同诉讼价值准则判断的指引下形成了不同模式，帕克提出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对当今的刑事司法制度作出了很好的概括。犯罪控制模式重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而正当程序模式则注重个体利益。由此，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两种不同模式的刑事诉讼的选择也必将是不同的。人们一般认为，大陆法系主采犯罪控制模式，英美法系则主采正当程序模式，但这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误读，这种理解可能是基于大陆法系在法庭对抗方面表现得不如英美法系的庭审那么富有“戏剧性”，法官的主导性更强一些；也可能还有出于“经济崇拜”对英美的制度了解得更深入的原因。按照笔者的理解，目前的两大法系国家，只要承认自己是法治国，尊崇宪政思想，都偏重于对正当程序模式的选择，只不过在具体作法上有所不同罢了，犯罪控制模式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淡出。这是因为，法治国家考察刑事诉讼合理性的标准自近现代以来就是考察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对个体利益珍视的程度。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滞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平衡”。[3]

当然，出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和维护一般公民整体利益的需要，在任何时期，国家必然都会以国家名义下的“正当理由”侵犯或干预某些特定公民的利益，甚至包括剥夺生命，但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对于公民利益的侵犯程度的合法界限又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政策问题。因此，尽管个体利益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刑事程序中都呈现出日益彰显的态势，国家权力的行使也越来越谦抑，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国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需求，在兼顾多元化司法利益的基础上，其刑事政策又会呈钟摆式摇摆调整。比如，美国在二战之后，个人主义哲学思潮高涨，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作出了声势浩大的“正当程序革命”，大幅度增强了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但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面对刑事犯罪日益增加的压力时，最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司法措施，就某些权利保护程序作出了修改，以削弱这些程序对打击犯罪的妨碍。1984 年，美国《犯罪综合控制法》的出台，以及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运用等，都说明了美国刑事诉讼中利益重心的适当转移。当然，这些转移都是以基本人权的不克减为基础的。[4]

（三）我国刑事诉讼利益权衡的现状

我国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大大增加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庭审制度的改革等；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法典第二条，实现了与宪法精神的直接对接。同时，大量有关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尽管人权保障在形式上已经被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多实质内容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据压倒性心理地位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仍然根深蒂固，使得很多制度单个来看都体现了保障人权、抑制国家权力，但整体而言这些制度的优点却很容易在制度的全盘运行中消弭。比如我们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制度，但是由于抗诉制度的存在，以及再审制度中没有确立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救济原则，上诉不加刑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我们规定了回避制度，但是由于没有合理和全面的对相关人员身份及背景的公示制度，回避的可适用性极低；我们规定了证人出庭的义务，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书面证言依然具有可采性；我们规定了审前羁押期限及其延长条件，确立了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但是实践中相关部门往往适用最长的羁押期限，并倾向于适用最严厉的逮捕措施……这种制度设计上频频出现的明显漏洞以及实践中极力倾向于国家权力扩张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还是科学的价值观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依然在作祟。因此，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判断，尽管我们 1996 年和 2012 年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已经大大强化了对个体利益的重视，但总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现在还处于犯罪控制模式之中。

二、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影响

（一）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影响

工具理性是人们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控制而设计并运用各种技术手段的理性，它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科技系统以及科层制官僚体系中。工具理性的基础是科学定律和逻辑规则，而这两者都是不可变更的，因此工具理性本身与价值选择无关。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性可以分为形式合理和实质合理，也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人对自然和规律的认识，价值理性则是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追问。这两者一直都交织在人类历史中。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发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对生活意义和目标追问的答案却越来越迷惑，这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会造成价值理性的萎缩。[5]这种去价值化的工具理性渗透到法律领域，形成了传统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特征是认为法律只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手段、工具，没有任何其它价值或者目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对于公正良法的实现是不利的，它只注重预先设定的结果，对结果实现的过程并不关注。在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下，实体法比程序法更能得到重视，实体法被视为内容和目的，而程序法则成为了形式与手段。

中国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反映在刑事法律领域，主要体现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机能上。比如，我国刑法上罪刑的确定就体现了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理论：“既然存在着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既然存在着作为私人利益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的契约，人们就能找到一个有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的行为。在这两级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以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6]在面对犯罪和相应的刑罚适用问题时，我们会倾向于刻板地适用刑罚规则，死板地走“罪刑阶梯”，即刑罚的使用根据法定的罪名而来，没有变通，而这常常会导致荒唐局面的出现。[7]实体法在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影响下呈现出这种立法和司法状态的时候，程序法定然不能豁免。由此，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反映在刑事诉讼上必然使得刑事诉讼也更多地关注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很多人甚至认为打击犯罪就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准确、迅速地打击了犯罪，人权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自然会得到实现。[8]在此过程中，不仅被追诉人的利益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他很多价值和利益也被忽略甚至抛弃了，比如被害人的利益：当被害人在打击犯罪方面与国家意志一致时，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较少，但是当被害人的意志与国家的打击犯罪意志出现冲突时，比如被害人不愿意进行国家追诉，传统工具主义的法律价值观会使被害人的意愿淹没在国家意愿之中，这一点在 1983 年严打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哈特曾说过：“真理注定不会存在于这样一种学说之中，这种学说将集体或一般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当做其目标；相反，真理存在于尊重基本人权的学说中，这种学说要求保护特定的基本自由与个人利益。”[9]法律这种工具在当代法治理念下被首先赋予了社会规制政府的工具价值，这里的主体已经由政府逐渐转变为了社会本身，法律的社会属性日益彰显，这就要求法律的宗旨从统治变为促进社会进步、为个体谋求福利和幸福。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法律工具主义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比如哈耶克就指出，“我们说法律是‘工具性的’，是指个人在服从法律时追求（的）还是他自身的目标，而非立法者的目标。”[10]其实，古代法律观和现代法律观的区别并非是否否定法律工具主义，而在于对法律工具主义内涵的阐释。工具主义刑事诉讼法律观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把刑事诉讼法仅仅当作是惩罚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并且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即仅仅注重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或者只是在社会保护机能的前提下关注其保障机能，而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护放在了次要的地位。现代的法律工具主义承认法是人实现自身管理目的的工具，但由此也能够不断地由人来完善，从而承载不同的价值。刑事诉讼法的保障人权价值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点，是否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权保障应当成为衡量法律是否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评价指标。法治社会的进程必将促使传统工具主义刑事诉讼法观逐渐发展为维护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其中，社会秩序尽管是个人自由实现的保证，但同时也是个人自由实现的结果。现代工具主义刑事诉讼观应当以人的自由为优先选择，在一般抽象规范的范围内，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考虑刑法规范的适用，通过寻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进而实现对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价值超越。

但是，在面临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冲突时，突破传统工具主义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自从人权入宪以来，我国的法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对人性的漠视并未在根本上被杜绝。[11]法治决不是短期内通过突飞猛进式的建设就能完成的工程，也不是通过全盘西化或者技术革命就能达致的，而是需要漫长的观念演进。在法治化的进程中，理念和理想高于技术创新，因为技艺是容易练就的，而思想的道路却很漫长。

（二）“国家谦抑例外原则”的传统工具主义倾向

国家利益至上和集体主义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在消除传统工具主义对刑事诉讼影响的过程中，这种具有浓重传统工具主义色彩的思想会以伪善的面目“固执”地不肯离去，成为我们要克服的一种主要理论障碍。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对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设定以及其中的利益冲突选择问题应采取以下两种原则：国家抑制原则和例外原则。国家抑制原则并非否定国家利益，而是指应对国家权力予以适当限制，目的就是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但国家谦抑的例外原则则是指，当个案中选择个人利益将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时，个人利益必须作出让步和牺牲。之所以称为“例外”，是说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以个体利益为代价，但个别情况下，如果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利益优先。[12]

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其论及的国家谦抑是在保证权力能够强有力行使条件下的一种“恩赐”，是附带性的。而在国家本位没有被个人本位所取代的情况下，例外将不再是“例外”，而会成为一种恣意行使权力的借口，很多法律中的“但书”规定在实践中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在价值选择时提出例外原则还是国家本位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中有一个非常迷惑人的地方，即个人利益的牺牲和让步是为了全体公民和国家整体的最大利益的实现。这其实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体现。边沁认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乃至法律是否为良法的标准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对于应当由谁来决定何种事物是否可以促进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实现问题时，边沁认为：这是应交由个人自我决断的事。“个人应当拥有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13]此外，边沁还指出，安全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目标，自由必须服从于安全，其次才是平等，“只要平等不侵扰安全、不阻挠对法律本身所产生的预期的实现、不扰乱也已确立的秩序，就应当提倡平等。”[14]同时认为，“发现真相是正义的基础，排除证据就等于拒绝正义”。[15]

在后世对功利主义法律观的诸多批评中，罗尔斯的《正义论》最为系统。罗尔斯指出，功利主义仅仅关心整体社会福利的增多，而不关系福利实现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某些特定群体被牺牲，社会利益会成为奴役和压制他人自由的借口。从而违背正义本身。[16]而实际上，“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不管这种有损于自由的交易多么有利或将带来的社会利益有多么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而被限制。”[17]罗尔斯还论述到，福利的增加并非正义的唯一标准，反而可能成为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遮雨伞，而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能以福利增加的理由而被剥夺的，因为还存在着正义的基本判断标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影响了西方几十年，自此以后，不能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或克减个人利益基本成为共识。国家谦抑例外原则本质上还是要求人们为了集体和公共利益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很容易成为刑事程序运行过程中侵害个人权利的借口和工具，这一原则在构建现代化刑事诉讼的进程中是不应被倡导的。

三、现代法治理念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科学引导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准则的确立实际上受到了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引和验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法治理念对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检验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具有了普适性。因此，面临着利益冲突权衡的刑事诉讼应当超越传统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考量，以作出真正符合正义的价值选择。

法治理念及其制度构建是近代启蒙运动之产物，它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解决多数决的问题；共和制设定了多数决的领域；宪法则对这种政治社会设定了具体的规范；而对人权的保护恰恰构成了现代法治的最高精神。正是对于人权的确定和保障，推动了现代西方法治运动的产生。由此，现代法治理念体现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就应该是在高度关注人权基础上对国家追诉力量的克制。
公证处该如何协调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司法证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服务领域。目前，全国大部分公证处已经转制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公证体制改革是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法律服务业面临的新形势的需要，是司法改革的需要，更是公证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并不能彻底解决公证事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从行政体制脱离出来后，各个公证处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公证处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社会效益是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不可偏离的出发点和基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必将使公证的公信力受损，破坏公证队伍的良好社会形象，最终必然会影响公证的经济效益。湖北彩票案、西安宝马案等都对公证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公证处如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是各个公证处面临的最大问题。下面笔者试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给公证行业带来的损害、追求社会效益面临的难题和公证处该如何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带给公证业的损害。
目前，公证市场化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很多公证处和公证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只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寻求收入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违规操作或者虚假操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有的公证部门以创收为单一目的，在内部分配机制上，实行的是业务量与公证员收入挂勾的唯一分配方式；在部门设置上，缺少监督机制和监管部门，甚至有的公证处也不设业务研讨部门或者形同虚设，只是多设办证点或者滥设办证点，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在管理上，放任无资质人员从事公证业务，降低公证员门槛。正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公证员玩起了“猫腻”：只要能收到公证费，可以随意简化程序，对当事人要求的公证事项不认真审查，出现错证；有些公证员甚至可以无原则满足当事人无理甚至违法要求，出现假证；还有的公证处之间压价抢揽证源，想方设法提高业务量，提高业务收入；更有甚者，少数人心术不正之人利用手中的公证权，开展“寻租”活动，如拉关系、走后门、收回扣，滋生公证腐败。凡此种种问题，无一不与公证市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证是一个凭信用来支撑的行业，且背靠的是国家信用资源，具有一定的的公权性质，“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其应该坚守的职业道德底线。然而，公证一旦坐上了经济利益的大腿，甚至联姻，行业的价值观就会异化，公证就会偏离公正，公证“失真”，公证员“失口”也就再所难免。沸沸扬扬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公证员的失守就令人深思。如果公证市场化、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旦演变成行业“潜规则”，那么，公证就会彻底失去“贞洁”，就会彻底丧失他的社会公信力，公证行业也就真正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公证市场化是透支信用的短期行为，最大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公证行业本身。
所以说，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给公证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追求社会效益面临的难题
追求社会效益是公证行业发展的目标之一，公证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的最佳化就是公证工作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只有社会对于公证业的认可，赞同，才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公证、理解公证，进一步增强公证业的公信力，但目前公证业在追求社会利益的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障碍，首先，社会对公证业的认知不够，公证业是服务业，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公证中介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公证的服务、监督、沟通、公正的作用，充分发挥公证的证据作用，落实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十分重要的。但目前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对公证书的认可程度十分有限，甚至有的法官连公证书都不看，直接依据自己的判断和想法断案，给公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次，公证业被定位为市场中介组织后，迈出了铁饭碗的队伍，但相应的法律规范不够健全和规范，致使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公证处和公证员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在生存压力面前，很多公证员也无暇顾及公证业的社会效益了。
三、公证处该如何才能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品牌的价值是无形的，是综合素质、综合实力的体现。强势品牌带来可观的市场份额，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打造自身品牌，以品牌效应赢取市场，已为越来越多褪去行政色彩的公证机构所认识。唯其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以信用为本，不断提高公证的公信力,才是公证行业的发展方向。一个行业的信用，是靠长期积淀形成的，预示着其前途和未来。公证的信用代表着国家的信用，是信用的最高形式之一。公证要发挥在国家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信用，把公证行业建设成一个对社会、对群众负责任的行业，一个社会和群众信得过的行业。笔者认为要想取得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效果，必须要加强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公证宣传力度，努力开拓服务领域
　　加强宣传力度，拓展新的服务领域，是公证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开拓公证服务领域，要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有效的手段宣传公证职能作用，并通过为政府、公民、法人和社会经济组织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促进宁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比如办好强制执行公证，为减少金融风险多作贡献。通过努力宣传和积极工作，让更多的金融系统各部门对公证的作用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对公证工作给予较大支持，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础。二是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公证服务，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当好参谋。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其目标是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将通过大量的法律行为来完成，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些都需要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和确认。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己任的公证机构，是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具有服务、沟通、监督、证明的职能。公证所持有的职能，独特的作用和效力，必将引起政府决策人，改制中的利益相关人的重视。我们应积极主动地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向党委、政府汇报，提出设想、要求、建议，从总体上取得通行证，介入“改制”工作。
　　在企业改制中，公证宣传的重点对象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决策的负责人，改制中的利益当事人。通过宣传，使他们明白公证可以积极引导法人、公民、财团、公司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规范当事人行为，可以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制止不法经营，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的作用，维护国家及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
　（二）要尽快建立起公证信用体系，健全公证责任制度，明确公证处和公证人员的责任。继续坚持质量至上，社会效益优先。任何时候，公证事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证质量和行业信誉为代价。对那些不顾公证职责，不讲公证道德，严重损害公证质量和信誉的公证处和公证人员，要清除出队伍，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触犯刑律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作为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机构，适当的政策性收费是必要的。但以创收、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工作价值观则是公正行业的大忌。真正公证行业“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观弘扬光大。
（三）制定相关的制度规章，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制止不正当竞争不仅取决于人的道德素质，而且需依赖于法律和机制的建设。形成一套激励惩戒的机制，使违纪者承担其成本，是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根本措施。用规范来引导和道德教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因为支配人的行为方式的根本准则是利益而不是道德原则，而利益问题的根本解决从来不听命于道德说教，而是听命于强制规范。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关规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在新的世纪，公证事业面临着大好的发展形势，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全体公证人员的努力下，努力把公证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继续推向前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效果。

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原 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　　杨振波　84217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