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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在刑法第342条，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二）》将1997年刑法第342条的犯罪对象从“耕地”扩大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同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规定，刑法第342条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342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5号）公布，并自2012年11月22日起施行，主要规定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问题，刑法第342条规定的“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处理以及单位非法占用草原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提供了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释解和适用如下：

一、立案追诉标准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2008年6月25日，公通字〔2008〕36号公布）第六十七条规定如下：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的；
（二）非法占用防护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地数量单种或者合计5亩以上的；
（三）非法占用其他林地10亩以上的；
（四）非法占用本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林地，其中一项数量达到相应规定的数量标准的50%以上，且两项数量合计达到该项规定的数量标准的；
（五）非法占用其他农用地数量较大的情形。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被毁坏耕地数量达到以上规定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种植农作物、堆放或者排泄废弃物等行为或者进行其他非林业生产、建设，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者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被毁坏林地数量达到以上规定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造成林地大量毁坏”。

2、根据法释〔2012〕15号第1条、第2条，立案追诉标准补充如下：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应予立案追诉：
⑴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20亩以上的，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在3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10亩以上的，属于本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⑵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一）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二、犯罪构成释解

《刑法》第342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6月19日，法释〔2000〕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2月26日，法释〔2005〕15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2年11月2日，法释〔2012〕15号），“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构成具体要件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耕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管理制度。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的行为。
⑴所谓“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根据2001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
⑵根据《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4条规定，土地按用途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所谓“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
①所谓“耕地”，根据2001年8月21日《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号）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整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还包括南方〈1.0米，北方〈2.0米的沟、渠、路和田埂。
②所谓“林地”，根据《的理解与适用》，主要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③所谓“草地”，根据法释〔2012〕15号第7条，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天然草原包括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
⑶所谓“数量较大”，根据法释〔2000〕14号)、法释〔2005〕15号和法释〔2012〕15号，是指：
①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
②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1)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数量分别或者合计达到5亩以上；或者2)其他林地数量达到10亩以上；或者3)第1)项、第2)项规定的林地数量分别达到相应规定的数量标准的50%以上；或者4)第1)项、第2)项规规定的林地，其中一项数量达到相应规定的数量标准的50%以上，且两项数量合计达到该项规定的数量标准
③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20亩以上的，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在3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10亩以上的。
⑷所谓“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根据法释〔2000〕14号、法释〔2005〕15号和法释〔2012〕15号，是指：
①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②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数量较大，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种植农作物、堆放或排泄废弃物等行为或者进行其他非林业生产、建设，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③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2）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3）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4）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5）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⑸需要注意的是，多次实施“非法占有农用地”犯罪行为的，未经处理，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
3、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土地管理机关侵权或越权审批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的，无权审批或无权发放使用证的机关批准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或有权审机关超越权限、职权批准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且数量较大的，通常视为单位构成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而不以本罪论。根据法释〔2000〕14号第8条、法释〔2005〕15号第6条、法释〔2012〕15号第5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相关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结果的发生。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的动机多种多样，无论基于何种动机，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王冠华，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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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生态度

姚建宗

摘要：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式样，时刻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命运密切相关。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秩序追求,它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特色体现为悲观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法治的人生态度与法治始终处于彼此塑造的双向互动之中。
关键词：法治 人生态度 保守主义 悲观主义 现实主义 个人主义
Subject: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iving styles of mankind,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relative to the realistic person's life a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fate, and it reflects realistic persons' standpoint of living
and their attitude of living.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many dimentions, such as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the attitude of living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individualism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终极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我们认为法乃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一个维度，从而也就成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同时，作为与人在本质上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否则无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人的法的生存式样，又有在人的生活之中显现的必然趋势，就其可能性而言，它自然表明，法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法，其在确定的时空维度之中的规范落实、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实际操作和具体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态的法，在由历史、现时和未来构成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多种可选择的现实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法治乃是现实的人对作为人的生存式样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多种现实可能性的一种选择，正是这一兼顾了历史、现时和未来的时空因素的选择，使法治无可怀疑地成了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所以，法治也就必然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续自然关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因此，法治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得承认，就常态情形而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的孤立的存在与活动，而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的人的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在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恒常而普遍的关系，这种由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结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意义沟通、离不开由这种理解和沟通所形成的共识，当这种就人自身的行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识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维持并自觉遵循时，这共识也就成为人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及对行为进行评价方面的习惯，习惯的演化发展为规则，尔后再产生出法律。也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识、习惯、规则和法律，既使人们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们可欲的社会秩序状态，又使这种社会秩序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告诫我们："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显然，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实际上阐释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主张，即法律是也应当是源于并生存和发展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做如下推论应当是正确且合理的推论，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之需求中提炼出来的规则，当其转化为法律时，这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符合道德正当性与事实合理性），以良法为至上权威对社会实行良法统治，就是法治。所以，从事物的本来逻辑来看，法治始终且必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及其现实需求与法治的原则、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密切联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实回归，才能充分实现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在谈到英国实行法治的情况时，哈耶克就说过："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6)正因为法治与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法治的存在和践行的确真切地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实的生活需求与愿望，也就理所当然地鲜明地体现了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来的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态度。

这里，我所谓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状态，作为塑造这一社会秩序状态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的有机组合及其运作，也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反映或者折射出来的，人对其自身命运或前途，对其自身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根本看法与可能把握。换句话说，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现实的人通过法治机制认识、理解和把握自己当前和未来生活之根本利益，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需求的比较一贯而坚定的立场。在认识和理解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无具体时空存在的"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处在历史的延续性中的人；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的人包括了实行法治的所有地域空间中的人或者所有认同法治的人。因此，他们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在法治之下现实的真实的人的整个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即是真实的人对其自身的现在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的理想（或可能）生活的总体看法。因此，法治所关涉的人生是真实的人处于连续统一性之中的人生，也是包括了真实的人当前与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而不只是真实的人的人生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侧面。同时，它也涵摄了人生的所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方面、正面与反（负）面、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等等等等。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对其整个人生的所有领域的全面体验，即，法治的人生态度既涉及真实的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包括了人的生活的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即真实的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既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生活态度，又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活立场。总之，法治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其广泛的包容性。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主要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在法治之下对自身之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意义的比较稳定而一贯的立场、态度与看法。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在法治之下的真实的人的观念认识系统、思维分析框架与选择行动指南。

从构成成分与确立方式和途径这种综合角度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与国家（政府）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彼此契合与不断协调的结果。或者说，从基本途径或确立方式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个人、社会与国家就法治下的人生立场彼此契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详言之，在法治之下，就人的生存与生活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有且也应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察视角：

第一，个人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一个个单一的、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需求与愿望出发，对法治的方方面面--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反达来又成为个人思考其法治下的生活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在这种不断地进行感受、体验与反省、思考，并不停地校正、修补、丰富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个人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而一贯的有关法治之下的生活的人生立场与态度。这可称之为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第二，社会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由单个人的集合或者说由单个人的观念、行为相互影响形成的关系结构与网络系统，它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个由个人结成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系统，属于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或中间的层次。这一个一个的社团或组织都有各自的需求、愿望与目的，它们对法治的各种原则与要素的组合及其实践运作，显然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单个的个人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也就成为这些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生活经验与经历，这些经验与经历在它们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之中，自会逐渐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法治生活的共识，这些共识当然会成为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思考其在法治之下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正是在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的这种在法治之下不断进行生活体验与感受，并不断进行交流以形成共识而又反复地校正、修补、丰富这种彼此的共识，以形成其活动与行为的可资选择与借鉴的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社会自会形成其占主导地位（即社会普遍认可）的有关法治生活的立场和态度。这可称之为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然而，所谓社会，不过是单个的真实的个人的一种生活情形，因此，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另一个层次或者另一种意义上（集合或者聚合形态）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而已。

第三，国家（政府）视角。从本来意义上讲，法治本是社会生活自发形成的规范与制度自然演化的结果，其现实的存在与运作也基本上是以自然的、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国家（政府）的力量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限制，在法治生活之下，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因其根本目的以个人的权利为依归，故其实际的法治生活地位尚无法与个人相比；而在现代社会，许多实行法治或者宣称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法治的实行基本上是以国家（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以一体化的方式推行的，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主动和积极的重要角色，个人的权利虽享有或主张享有神圣的法律地位，但个人在法治生活中应有的主动积极姿态尚需国家（政府）引导。但无论如何，在法治生活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就是：不管法治的具体类型（即国家的角色如何）怎样，国家（政府）本身依其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而必然对法治有着如同个人和社会般的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会成为国家（政府）对待法治和在法治之下活动的前提、背景与参照，若这种体验与感受成为国家（政府）的比较一贯而稳定的对待法治及自身在法治之下的行为选择与实际行为的立场，则构成国家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个人、社会、国家（政府）角度确立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无论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还是在作为该过程的结果的人生态度，都必然包含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各自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之时，作为其对法治下的生活予以切身体验和感受的各种环境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和观念环境及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是客观而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主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其对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法治及法治之下的生活情态的认识和理解、其对自身在法治之下的生活的愿望和期待，又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这样，在既包含了客观因素又包含了主观因素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和国家（政府）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反复不断地整合与协调之下，便必然产生一种以个人为基础而融合了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三方立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人对其生活环境因素和法治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实践限度为依据的，因此，它必然是以人对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

二、法治乃是现实的人面对自身及其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规范性生活的一种可能选择，它所体现的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综合的、多维视角的、对法治之下的人生的复杂看法。

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对人的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的。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维持始终是以人对自身的人性事实的认可为前提。这种人性事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人的人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善要素与恶要素，这两种要素也大致呈平等分布，只不过外显形成与程度在不同场景中表现不一，其中的恶要素基本上无法根除，因而只可能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人本身是脆弱的、大体上平等的、仅具有极其有限的利他主义倾向、也只具有有限的理解力与意志力，同时人的生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⑺。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乃是脆弱而大体平等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无法克服。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是以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总量的增加为基础的，但真实的事实恰好相反，"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因此，"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⑻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对自身人性之恶要素与善要素的无把握、无信心，而且对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识的范围与有效性抱持怀疑态度，所进行的一种不可能是优中择优（人对何为优、何为最优是无知的）而只可能是次中择优的选择之一。由此决定了法治的人生态度明显地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始终以悲观主义为基调。法治本是现实的人针对自身的本性事实，以防范人性之恶要素、控制人性之恶要素为目的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与社会调控和社会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续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对自身本性的恶的阴暗面的坦率承认、对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忧虑甚至恐惧、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恶的阴暗面的消极后果的愿望为条件和内容的，因而它实际上乃是刘军宁所说的消极的政治观即防恶的政治的一种可能的实践形式。⑼承认人性之恶要素的阴暗面，表明人对自身、对自身的法治的生活的不安、焦虑或者恐惧，正因为认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实的人才会有对诸如法治之类的规范与制度选择并一如既往地践行。对于人的这种"焦虑"有学者做过这样的说明："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这句话可以简要表述为：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这句话中的'存在的'，不是指关于那产生焦虑的非存在的抽象知识，而是指对于非存在是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的认识。即产生焦虑的，不是对于普遍的短暂性的认识，甚至也不是对于他人之死的体验，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自己不得不死这一潜在意识所产生的印象。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这是对于非存在的焦虑，是对作为有限的人的有限的意识。"⑽蒂利希在这里表达的见解与哈耶克所说的人的"无知"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无论是"焦虑"还是"无知"都表达了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理解与接受，"由于对黑暗面的这种接受，个体不断地想起他的素质的相对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质及他对本能和内驱力的共同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当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时，新经验的可能性开始展现。"⑾借用张灏教授的见解，我们认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悲观主义基调实际上也就是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种深深的"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⑿法治的人生态度以悲观主义为基调，表明了现实的人对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态来观察、认识、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建设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才逐渐建立起对法治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