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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公路规费征收办法
海南省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养护，加快本省公路的改造和建设，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路规费包括：公路养路费，公路建设基金和过桥过路费。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是根据“以路养路、专款专用”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向有车单位和个人征收用于公路养护和改善的事业费。
公路建设基金是为了加快公路的建设和改造，对营运的客车按运输里程向旅客征收的一种公路规费。
第三条 公路规费的征收和管理，按国家规定，由省交通运输厅统收统支，专款专用。
公路规费各种票证由省交通运输厅统一印发和管理。
第四条 缴费期限及办法。
（一）缴费期限：养路费、公路建设基金以全年或者半年统缴的，应当在征费部门和车属单位或者车主签定的合同规定时间内缴费；按季度统缴的，应在每季度前办理缴费；按月计征的，应在上月底前办理次月缴费；按旬、日计征的，应在行车前一天办理缴费。车辆过桥过路费按次缴
纳；
（二）缴费办法：本省机动车辆（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向车籍所在地征费部门缴纳养路费和公路建设基金。
境外的机动车辆，应以美元、港币或外汇券缴纳养路费、公路建设基金和过桥过路费。缴纳时以人民币计征标准为依据，按人民币与美元、港币兑换率折算（以前三天中国银行公布的兑换率为准）。
车辆缴费后，由征费部门按规定发给缴费凭证，凭证通行以备查验。
第五条 各级征费部门应当在银行设立各种征费收入上解专户，按照国家规定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挤占、或者拖欠公路规费。

第二章 养 路 费
第六条 凡领牌证的各种机动车辆，包括客、货汽车、特种车、汽车、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手扶拖拉机、正、侧三轮及两轮摩托车、简易机动车、军事部门参加社会运输的车辆，除本办法第九条免征外，均应按规定缴纳养路费。
第七条 本省养路费实行省和市、县两级征收的办法。各种汽车以及挂车，简易机动车，正三轮摩托车，大、中型拖拉机拖带的挂车的养路费，由省公路局负责征收。手扶拖拉机、二轮及侧三轮摩托车的养路费，由各市、县交通局负责征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征收养路费。
第八条 由境外入境或者境外在本省内入户的机动车辆，在办理缴费手续时，应向征费部门提供入境或者入户的有关文件。
第九条 对下列车辆暂定免征养路费：
（一）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学校自用的十二座以下小客车，经省定编为行政开支的，实行限额免征；
（二）外国使（领）馆自用车辆；
（三）军事部门悬挂军用号牌的军用车辆（其所属企业和参加社会营业运输的车辆除外）；
（四）固定在市区城市管养线路上行驶的公共大客车、电车；
（五）设有固定装置专用的清洁车、洒水车、消防车、环境保护车、殡葬车、救护车、检疫车、囚车、遣送车以及配备全国统一标志的警车；
（六）公路主管部门及公路管理机构的管理、养护工程用车；
（七）经省交通运输厅核准临时免征养路费的车辆。
免征养路费的车辆由征费部门按规定核发免费凭证，以备查验。
第十条 对下列车辆减半征收养路费，但在其参加营业运输时征全费：
（一）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学校自用的客货汽车；
（二）救济院、敬老院、荣誉军人疗养院等社会福利救济单位的车辆；
（三）军事部门列编的工厂、招待所悬挂军用号牌的车辆；
（四）重型车、拖板车、集装箱车，其超过二十吨以上部分（不含二十吨）；
（五）不能载货的特种车按自重（包括固定装置）吨位计征。
第十一条 凡有自修自养专用公路（不包括作业使用的道路）单线里程在二十公里以上的农场、林场、茶场、牧场、盐场、油田、厂矿的车辆，可以适当减征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第十二条 征收依据：
（一）货车、货挂车，特种车，简易机动车，正三轮摩托车，大、中型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按行驶证核定吨位计征；
（二）客车，按原厂核定载客量折吨位（每十座折合一吨）计征；如无核定载客量或者核定载客量低于同类普通车吨位时，应当按同类型普通客车的吨位计征，客货两用车辆按核定的载客、货量计征，低于零点五吨的按零点五吨计征；
（三）手扶拖拉机、两轮及侧三轮摩托车，按台计征。
第十三条 征费标准（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一）按月征费标准（不跨月）：
1．客车每月每吨二百元；
2．货车、特种车（包括农用车、教练车）每月每吨一百五十元；
3．汽车和拖拉机拖带的挂车、简易机动车、正三轮摩托车，每月每吨七十五元；
4．手扶拖拉机每月每台二十五元；
5．两轮及侧三轮摩托车每月每台十元。
（二）按旬征费标准（不跨旬）：
1．客车每旬每吨八十元；
2．货车、特种车（包括农用车、教练车）每月每吨六十五元；
3．汽车和拖拉机拖带的挂车、简易机动车、正三轮摩托车，每月每吨三十八元；
（三）按日征费标准：
1．客车每日每吨十元；
2．货车、特种车（包括农用车、教练车、试验车）、汽车和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每日每吨八元。
凡临时改变使用性质和范围的免征费车辆；提运途中应征费的车辆；持有当月临时牌证在办证期间需行驶的车辆；办理停征手续后进行年审和在指定线路上进行试车的车辆；当月二十五日后启用的车辆；二十一吨（含二十一吨）以上的重型车、拖板车、集装箱车；不能载货的特种车，
可以按日征收。
（四）海口市、三亚市地方国营的专业公共汽车，按营业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七计征。对难以准确反映营业收入的车辆，可以按吨位计征。
第十四条 办理各种凭证手续收费标准（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一）办理免征费证，每证二十元。
（二）换发养路费缴讫证，每证二元。
（三）核发养路费年审证，每证五元。
（四）办理报停凭证手续，每车次二元。
（五）补办遗失的养路费凭证，手扶拖拉机、各种摩托车每证二元，其余车辆每证十元。
第十五条 凡按一年、半年、一季度统缴的车辆，可以给予适当减征。
办理一年统缴的客车、货车、汽车拖带的挂车、正三轮车按十个月计征；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手扶拖拉机、简易机动车、两轮以及侧三轮摩托车按八个月计征。办理半年统缴的客车、货车、汽车拖带的挂车、正三轮摩托车按五个月计征；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手扶拖拉机、简易机动车、
两轮及侧三轮摩托车按四个月计征。办理季度统缴的客车、货车、汽车拖带的挂车、正三轮摩托车按两个半月计征；拖拉机拖带的挂车、手扶拖拉机、简易机动车、两轮及侧三轮摩托车按两个月计征。
根据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办理统缴时，按照实际月份数计征。
第十六条 车辆缴费后，因机件损坏不能行驶者，可以按下列情况处理：
（一）按一年、半年、一季度统缴的，其行驶时间少于百分之七十（含百分之七十）的，按实际行驶的月份数计征，余额留后抵缴。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不予办理报停和退款手续；
（二）按月缴交的，其当月上旬停驶的在下次交费时抵补回该车月费额的三分之二；在中旬停驶的抵补回该车月费额的三分之一，在下旬停驶的不予退费；
（三）按旬、日缴交的，一律不予退费。
凡符合办理报停手续的车辆，其车主必须持牌证到当地征费部门办理。
凡报废、停驶、大修、封存、转籍的车辆，需办理停止征费手续的，参照本条第一、第二款处理。

第三章 公路建设基金
第十七条 公路建设基金由公路征费部门委托车属单位或者车主在出售车票时向旅客征收，由车属单位或者车主向当地公路征费部门缴交，并领取公路建设基金缴讫证，凭证行车。
第十八条 凡在省内从事客运营业性运输（包括军事部门、外省以及国外和港、澳、台）的大、小客车，载客货车，正三轮摩托车，除第十九条暂定免征公路建设基金车辆外，均按本规定缴纳公路建设基金。
第十九条 固定在市区城市管养线路上行驶的公共大客车、电车暂定免征公路建设基金，如改变使用范围、性质，应按规定征费。
第二十条 对下列车辆视运距长短、营业情况，按照月缴标准减征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一）凡由区、乡（镇）、农场、林场、工矿（含集体、个体）经营，行驶固定线路，日行程平均在一百二十公里以下的客运班车；
（二）凡在娱乐场所、旅游点、港口、机场经营的单位，其接送旅客的专车以及单线里程在三十公里以内的专线车；
（三）宾馆、酒店以及旅业部门接送宾客的专用大客车（不含参加社会营运的车辆）。
第二十一条 征公路建设基金的车辆，均按核定的载客量（座位）计征，正三轮摩托车按一个座位计征，通道大客车按同类型客车座位计征。
第二十二条 征费标准（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一）向旅客收费标准：
1．每人每公里征收一分；
2．五座以下出租小车统一按每车一公里四分征收。
（二）向征费单位缴费标准：
1．按月每座位四十元，由车主包干按月向征费部门缴纳。
2．营运期不足一个月的车辆（临时营运和报停后启用的车辆）可按日缴纳，每日每座位一元七角。
第二十三条 凡办理一年统缴的车辆，按十个月缴纳。
第二十四条 车辆按月缴费后，在有效行驶时间内，因故需要停驶的可以办理报停手续，按实际使用天数计征，余额抵缴次月征费。需办理下月报停手续的，应于本月底前将牌证交当地征费部门办理；未按规定办理手续者，照章收费，并罚缴滞纳金。一年统缴的车辆，因故报停的按月
计征，余额留后抵缴。

第四章 过桥过路费
第二十五条 征费依据：
（一）凡银行贷款、利用个人出资、外商投资（不含华侨捐助）建桥建路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由投资者对一切过往机动车辆，征收过桥过路费；
（二）在国道或者省道公路上的新建、改建桥梁，其主桥总长超过二百米或者总投资在五百万元以上；在地方公路上新建、改建桥梁，其主桥长度超过一百米或者投资二百五十万元以上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征收过桥费。
第二十六条 征费标准：根据桥梁和公路的长短、投资大小、贷款情况、交通量等因素，以十年或者十五年还清本息为原则，订出征费标准，并报省交通运输厅和省物价局审批核准。

第五章 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各级征费部门工作人员检查机动车辆缴纳公路规费情况时，如遇妨碍、抗拒检查者，应当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扣留牌证，或者扣留车辆。
第二十八条 公安部门进行车辆年审、办理新车入户、补换牌证、移动、转籍、报废时，应当同时检查车辆缴交公路规费情况，凡未按规定缴纳者，应当令其补交公路规费，方给予办理手续。
第二十九条 应征费车辆每年定期进行清费年审，并核发“公路规费缴清年审证”。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者，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凡不按规定日期缴费者，每迟一天，罚以月应缴费额百分之二的滞纳金，并令其限期缴纳；
（二）凡没有养路费凭证而行驶的车辆，手扶拖拉机每台处以罚款三十元，两轮和侧三轮摩托车每台处以罚款十元，其余车辆一律处以七天养路费的罚款；没有办理公路建设基金凭证而行驶的车辆，一律处以七天公路建设基金的罚款；并令其到车籍所在地征费部门办理清缴手续；
（三）已办理停征养路费手续后仍行驶的车辆，处以十天养路费的罚款，并补缴从报停之日起的养路费；
（四）对违章超载车辆，按实际超载吨位处以五天养路费的罚款；
（五）凡涂改、伪造、冒用公路规费票证、少报吨位、假报使用性质、冒用牌证等偷漏公路规费者，除没收公路规费、停证、补缴应征费额外，根据情节轻重处以按月应缴公路规费一至三个月的罚款；
（六）对违章被扣证件的车主，不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单位接受处理者，可扣留车辆，加倍处罚。被扣违章车辆的车主，超过一个月不到指定单位接受处理者，征费部门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拍卖所扣车辆抵缴公路规费和罚款；
（七）逾期不办理公路规费年审而行驶的车辆，一律处以六十元罚款，并令其补办年审。
第三十一条 对抗缴公路规费，辱骂殴打检查人员的，除按第三十条规定处理外，并处以一百元至二百元罚款。情节严重、触犯刑律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公路规费征收人员，如贪污舞弊，造成走漏公路规费者，按走漏规费金额的十倍罚款。触犯刑律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跨省行驶车辆的养路费和公路建设基金的征收办法：
（一）本省车辆临时跨行外省时，在本省车籍所在地缴费，省际订有协议的，按协议执行；
（二）外省车辆在我省内行驶的，从次月起按本办法缴费，省际订有协议的，按协议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省（包括原海南行政区）过去的有关规定如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9年12月23日
复杂疑难案件下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对决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

欧锦雄



内容摘要：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
关键词：复杂疑难案件、犯罪构成理论、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优劣、对决

近三十年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一些学者对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诸多改造方案。我国有刑法学者对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推崇备至，提出对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1该学者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推倒重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对于一些疑难复杂问题的解决上显然是不能胜任的，甚至可以说破绽迭出，容易造成错案。”○2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则有利于正确认定犯罪。○3为了论证其观点，该学者引用了“邵建国诱发并帮助其妻自杀案”、“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并占有单位汽车案”和“让弟弟乘坐民航飞机坠毁致死案”等案例作为论证的材料，比较分析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优劣，其最后结论是，在一些复杂疑难案件分析中，对于相同的案件，运用这两套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运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容易造成错案，而运用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则可得出正确的结论。○4
笔者认为，主张“推倒重来”者过份地夸大了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缺陷，夸张地放大了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优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简单、易操作，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中国近三十年刑事司法实践证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是十分可行，但是，该理论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5对这一理论“推倒重来”是十分不明智的，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并非十全十美的理论，它也存在诸多缺陷。○6在犯罪构成理论问题上，笔者反对全盘推倒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的观点。在本文里，笔者将以复杂疑难案件为视角探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优劣，以期澄清“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容易造成错案”的谬论。
一、复杂疑难刑事案件的概念、成因及类型
刑事案件可分为一般刑事案件和复杂疑难案件两种。一般刑事案件是指现有刑法具有清晰的明确规定、可以做出无纠纷认定的刑事案件。而复杂疑难刑事案件是指现有刑法存在疏漏、模糊、冲突或不合理等现象而引起巨大纷争的刑事案件。对于一般刑事案件而言，无论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还是德日犯罪三阶层论，都会得出同一结论，这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对于复杂疑难刑事案件而言，推崇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者认为：“在一些疑难案件中，三阶层理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是更严密，二是体系强。” ○7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虽然简洁明了，便于司法实务操作，但由于其拼凑式的逻辑架构，使其面对现实中的疑难案件往往束手无策。”○8笔者对此持有异议。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解决复杂疑难案件时孰优孰劣？这需要先弄清复杂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类型等内容。
复杂疑难刑事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立法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复杂疑难刑事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1）刑法规定具有模糊性；（2）刑法立法的疏漏；（3）刑法规定存在冲突或交叉；（4）刑法规定不合理。
与复杂疑难刑事案件产生的立法原因相对应，复杂疑难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因刑法规定的模糊性（或称不明确）而产生的疑难案件。法律语词、概念的模糊导致了理解上的分歧，导致了处理方案具有多样性，例如，因刑法解释论、共同犯罪论、认识错误论、违法性实质论（行为无价值或结果无价值）的基本立场不同而导致定性结论的纠纷。（2）因刑法立法疏漏而产生的疑难案件。例如，由于立法者的智
力所限，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该犯罪化而没有犯罪化，当这种行为出现时引起了对法律适用的巨大争议。（3）因刑法规定存在冲突或交叉而产生的疑难案件。刑法条文之间出现了矛盾或交叉，出现了在法律适用上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结果，例如，罪数形态中的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等情形存在处理上的争议。（4）因刑法规定与“情理”冲突而产生的疑难案件。例如，对于一些行为，刑法规定其为犯罪，但是，从情理上看，这种行为因为社会的变化发展已减弱或消失了社会危害性，对其以犯罪处理显然不合情理。又如，亲属之间的重大盗窃、诈骗等犯罪问题，也属于此类情况。
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复杂疑难案件处理上的异同
对前述几种类型的疑难刑事案件，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处理结果上是否存在不同？要弄清这一问题则先弄清这两种理论在构成要件体系中的构成要素的异同。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从宏观面看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四方面。在这四大要件之下，每一大要件之下的构成要素分别为：（1）犯罪客体由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法益）这一个要素组成，它是具有一定量的法益。（2）犯罪客观要件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等。（3）犯罪主体包括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身份（身份犯）。（4）犯罪主观要件包括犯罪故意（含违法性认识）和犯罪过失（含违法可能性意识）、犯罪目的。即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由以下构成要素组成：（1）法益（具有一定量）；（2）危害行为；（3）危害结果；（4）因果关系；（5）刑事责任能力（含刑事责任年龄内容）；（6）身份；（7）犯罪故意（含违法性认识），或犯罪过失（含违法可能性认识）；（8）犯罪目的。此外，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因素还蕴含在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每一要件中。○9
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以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为例）各阶层的具体构成要素分别为：（1）构成要件该当性由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犯罪的主体、故意、过失、目的犯的目的等组成。（2）违法性。从实质违法性看，其由法益和法益受侵害性（相当于社会危害性）构成。在日本，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法益是具有一定量的法益（德国较少人支持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从形式违法性看，其由违法阻却事由（包括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组成。（3）有责性由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和违法可能性意识、期待可能性组成。即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1）行为（包括意思行为和结果），（2）因果关系，（3）犯罪的主体，（4）故意或过失，（5）目的犯的目的，（6）法益（具有一定量），（7）法益受侵害性（相当于社会危害性），（8）违法阻却事由，（9）责任能力，（10）违法性认识和违法可能性意识，（10）期待可能性。
通过对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和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的构成要素比较可知，两者的入罪要素是相同的，它们均包括：（1）法益（一定量），（2）行为，（3）危害结果，（4）因果关系，（5）刑事责任能力，（6）身份（身份犯），（7）故意及违法性认识或过失及违法可能性意识，（8）目的（目的犯），（9）社会危害性（或法益受侵害性）。从这些构成要素看，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与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一样，也具有“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这一犯罪构成的基本雏型。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出罪上，两者的出罪要素也包含前述入罪因素，即前述的入罪因素同时也是出罪因素。两者在出罪上的最大区别有两方面：一是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在违法性阶层以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出罪，其中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业务行为、被害人承诺、义务冲突和自救行为等）在理论上具有无限性，甚至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也可能因为具有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而被豁免犯罪。○10法官出罪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而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里，正当行为的出罪是通过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中阐明其无社会危害性而出罪的。○11对于符合了犯罪构成四要件的雏形但是其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3条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这种行为在通过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各个要件及其整体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后而出罪。在这一点上，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体系在出罪方式上不同，但是，其效果是基本相近的。但是，当行为具有犯罪构成的雏形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况下，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存在以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阻却犯罪成立的情形（即豁免犯罪），这是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出罪上区别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一个方面，它使法官具有更大的出罪权。
二是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体系在有责性阶层以无期可能性这一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出罪，而这一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在法律上是无明确规定的，在理论上看，其出罪具有无限性、随意性。在行为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以及有责性中除了期待可能性以外的其他要件后，司法者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的有无确定是否出罪，而期待可能性无法律规定的判断标准（曾有的各种理论标准均无明确性，且无法律约束力），是否有期待可能性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出罪具有随意性。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期待可能性问题应属于犯罪豁免问题，即行为已构成犯罪后，根据政策的考虑豁免其犯罪，它与赦免（指赦免犯罪的情形）一样属于犯罪豁免范畴，而不是犯罪成立的问题。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并没有期待可能性的称谓，对于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中无期待可能性的内容，若以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来阐释，其内容可分两类情况，一是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无期待可能性，例如，在导致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的“癖马案”里，○12马车夫过失致人重伤的行为被认为因无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在这里，若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阐说，应认为马车夫的行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未达到犯罪程度，因此，不构成犯罪。二是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无期待可能性，例如，假设，在“癖马案”中马车夫过失致死五人，在这种情况下，若马车夫的行为也被认为因无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那么，应该认为，马车夫的行为本来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只是因为其无期待可能性而被豁免了犯罪。由此可见，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体系和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最显著的区别是，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在出罪因素上具有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随意较大的、带有犯罪豁免性质的无期待可能性，而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则缺少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无期待可能性出罪因素，对已具备犯罪构成四要件雏形且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行为，法官无权随意出罪，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将犯罪豁免作为另一独立范畴来理解，从而形成犯罪构成和犯罪豁免两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大定罪过程。
三、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的优劣评价
通过对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和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比较可知，两者的入罪要素是相同，两者的入罪要素均可构成具有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四方面内容的犯罪构成雏形，简言之，两者在入罪上的犯罪构成雏形是相同。正因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当某一行为在两体系均认为是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不论以哪一种理论体系分析，这一行为成立的罪名应该是相同的。
通过对两种体系比较可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没有区分犯罪成立和犯罪豁免两个范畴，它在出罪上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出罪。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入罪非常严格，在出罪上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它严格区分犯罪成立和犯罪豁免两个范畴，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中的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无期待可能性的内容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中是没有的，这些内容应属于犯罪豁免的范畴，而在我国刑法中犯罪的豁免往往是需要法律规定的。因此，在出罪上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比较严格。
在前述的几种复杂疑难案件中，因刑法规定模糊性而产生的复杂疑难案件、因立法疏漏而产生的疑难案件以及因刑法规定存在冲突而产生的复杂疑难案件（即第（1）、（2）、（3）种类型）在适用犯罪构成理论来解决问题时，只要其刑法解释立场和对罪数形态处理原则等方面的立场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因使用了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而言）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和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在入罪的构成要素上是相同的，其犯罪构成的雏形是相同的。这三种复杂疑难案件因刑法立法存在欠缺而产生，这些案件之所以表现为复杂疑难案件，是因为人们在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刑法理论领域出现较大的分歧，更换犯罪构成体系也不能正确处理这些案件，这需要用前述相关理论来解决。对于一些复杂疑难案件来说，还需要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或由立法机关作出明确的立法来解决。可见，在处理这三种复杂疑难案件上，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有优势。
对于刑法规定与“情理”冲突而产生的疑难案件（即第（4）种类型）来说，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因为法官在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无期待可能性两方面具有无法律限制的解释力，对属于犯罪豁免范畴的情况也可直接解释为无罪。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可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这种疑难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行为或社会危害性减弱的行为，如果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可从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方面解释，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可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内解决，但是，犯罪成立后的豁免问题，应由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姐妹理论“犯罪豁免”理论来阐明。对属于犯罪豁免的问题，如亲属间的重大盗窃、诈骗等案件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阐释确实不合理。由于犯罪豁免应由法律规定，导致我国刑法在出罪上是比较严格的。因此，在涉及刑法规定与“情理”冲突产生的疑难案件时，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有时确实存在僵硬一些的情形，目前，我国关于犯罪豁免的立法还不够完善，这是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犯罪成立和定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行为已经符合了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后者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为已经符合了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后，对该犯罪行为判定为犯罪，并以犯罪来处理的司法过程。在犯罪成立后并不必定要定罪，该行为可能因特殊事由而被豁免犯罪。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实际上是定罪理论，它由犯罪成立和犯罪豁免两部分内容混在一起。它在犯罪成立后让司法者在犯罪豁免上具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理论是有弊端的。它让人无法明确的犯罪的界限，它可能让法官恣意裁判，放纵罪犯，破坏法治，它可能会导致被害人受到再次伤害。
我国刑法第3条是这样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判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判刑。”在这里，前段规定了积极的罪刑法定，后段则规定了消极的罪刑法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超法规的无期待可能性根本无犯罪豁免的功能，可见，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入罪上有严格规定，在出罪上也要求有法律依据，因此，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我国刑法是匹配的。它更符合法治的精神，但是，在犯罪豁免的立法规定上它应进一步完善。
综上，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复杂疑难案件处理上均存在优点和不足。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犯罪豁免上的无限性使其在处理一些“法”与“情”冲突的复杂疑难案件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犯罪豁免并无刑法明文规定，因此，这种处理方法具有违法性,这体现了该理论的不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处理这类案件的要求严格依法处理，体现了严格的法治精神，这是其优点之所在，但是，它显现了僵硬的一面，这又是其存在的不足。由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的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德日犯罪三阶层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
四、在具体的复杂疑难刑事案件中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
为了证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在解决复杂疑难案件中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优势，主张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代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学者在其著作或演讲中均用一些具体的案例予以论证。下面笔者将其最常引用的三个典型案例予以比较分析，并考察这两种理论的优势。
（一）邵建国诱发并帮助其妻自杀案的比较分析
陈兴良教授属于“推倒重来”论者的主要代表，他在《刑法知识论》里指出，“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对于一些复杂疑难问题的解决上显然是不能胜任的，甚至可以破绽迭出，容易造成错案。”之后，他以“邵建国诱发并帮助其妻自杀案”为例来论证。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邵建国是某一派出所的民警。一天，其妻王某怀疑邵建国与沈某（女）关系暧昧，双方在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某说：我不想活了。邵建国也说：我也不想活了。并把自己佩带的“五四”式手枪从枪套里取出，表示与王某一起自杀。王某只想自己自杀，不让邵建国也自杀，怕其儿子没爹没妈。于是，王某两次上前与邵建国夺枪，但是没有夺到手。过一段时间后，王某对邵说：“你把枪给我，我先打，我死后你再打。”邵从枪套上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王见状又上前夺枪，邵把枪放在地上用脚踩住。王某提出一起上床休息一下，邵建国同意，但没有从地上捡起枪。之后，双方均躺在床上。过了一段时间，王某借故要下床，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某双肩，不让王某捡枪。王某说：我把枪捡起来交给你。邵便放开双手让王去捡枪，王某捡起枪后即自杀。邵建国立即喊邻居一起送王某到医院，经医院检查已死亡。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邵建国身为公安人员，明智其妻王某有轻生的念头而为其提供枪支，并将子弹上膛，对王某的自杀在客观上起诱发和帮助作用，在主观上持放任的态度，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宁夏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维持了原判。
陈兴良教授针对这一案件作了以下评论：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并不能认为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对于这种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我国刑法教科书一般都认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根据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被告人邵建国在客观上存在实施诱发和帮助其妻王某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了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某自杀的结果，但他对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发生了王某持枪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对于这一结论，陈兴良教授提出批判：杀人，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是，这种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能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按照递进式的犯罪构成体系，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违法性与有责性，就不会评价为犯罪。而根据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只要将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错误地理解为杀人行为，接下来杀人故意也有，因果关系也有、杀人结果也有、主体要件也符合。因此，一存俱存必然导致一错俱错。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比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出错的机率要大一些。当然，错案的发生也并不能仅归咎于犯罪构成体系，但至少与之有关。” ○13
在这一论述中，陈兴良教授认为，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时，邵建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时，邵建国的行为无罪。对此，笔者持异议。
笔者认为，对于邵建国的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无论是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还是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均应得到相同结论，即无罪。陈兴良教授认为，教唆或帮助自杀等自杀关联行为不能等同等于故意杀人行为○14。就这一观点而言，笔者表示赞同，因为以作为形式出现的故意杀人罪中所称的“故意杀人”应是指行为人针对他人而故意采取的积极杀害行为，并不包括一般的教唆或帮助自杀等自杀关联行为。由于教唆或帮助自杀的行为不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因此，按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时，因邵建国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该当性中的杀人行为，因此，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样，若按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因邵建国之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杀人行为，因此，同样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实，该案属于因刑法立法疏漏而产生的疑难案件。教唆或帮助自杀是具有严重社会性的行为，它并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但是，由于立法者的疏漏，这种本该在立法上犯罪化的行为而没有被犯罪化，因此，当这种具有实质的犯罪性行为出现时，自然引起罪与非罪的争论。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应严格遵循罪刑定法原则，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对于邵建国的教唆或帮助自杀的行为用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都必定得出无罪的结论，在这里，不存在以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得出不同结果的情况。
（二）“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并占有单位汽车案”的比较评析
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成立条件即包含客观条件，也包含主观条件，在两种犯罪构成体系下，这些条件都需要具备，应当先进行客观判断后进行主观判断才能保证定罪活动的准确进行，这一规则在三阶层体系中通过阶层的逻辑递进结构得到确定。而在四要件的体系实践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的规则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客观判断和主观判断顺序是可以任意进行的，因此，对于许多案件都会产生错误认识。○15为了论证这观点，陈兴良教授用“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开起单位汽车”一案来说明。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王某以虚假的身份证明到某公司应聘驾驶员。上班的第一天，王某在出车途中借机将车开走，并将该单位的汽车据为已有。之后，王某以同样的手段占有了另外三家公司的小轿车，每辆小轿车的价值在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检察日报》2009年10月14日第3版刊登了这一案例，原案例分析的作者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理由是：首先，王某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贯穿全案始终，其次，王某在客观方面符合诈骗罪的行为特征。陈兴良教授认为，原案例分析的作者先论述王某主观有故意，之后才论述其实施了诈骗行为，即先作主观判断后作客观判断，所以，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依照三阶层理论，本案显然应定职务侵占罪。其论证过程简述如下：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和犯罪三阶层体系不同的关键就在于先作客观判断还是先作主观判断。犯罪三阶层论体系是先作客观判断再作主观判断。如果先作客观判断，王某的应聘行为就不是一个诈骗行为，即使是以诈骗为目的去应聘，其应聘行为也不属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他的构成要件行为乃是利用其作为驾驶员的职务便利占有公司财物，这样一个客观要件决定了该行为是职务侵占行为。在确定这一客观判断后再来判断主观要件，从主观目的来看，他有诈骗目的，根据是他取得职务身份的行为具有诈骗的主观目的，因此，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如果先作主观判断，认为王某主观上有诈骗故意，然后判断客观行为是诈骗行为，他具有了主观诈骗目的，则客观上怎么会不是诈骗行为呢？那就会由一个错误导致其他错误。在司法过程中，这种错误十分常见。○16
针对陈兴良教授对这案件所作的前述评述，《检察日报》组织了一些刑法专家召开了“不同犯罪论体系会不会影响司法统一”的研讨会，在会上，各刑法专家就“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开走单位汽车”一案进行了讨论。对王某行为的定性，共有以下几种观点：（1）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2）应以诈骗罪定罪，（3）应以盗窃罪定罪。其中，刘明祥教授按先客观判断后主观判断的顺序进行分析，也得出王某的行为应以诈骗罪定罪的结论，刘明祥教授还指出，只要各国刑法对基本问题的规定差不多，即使不同国家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来认定犯罪，也不会有多少差异。○17
笔者认为，在本案中，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故意犯罪，这是无争议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某的行为性质，即王某的作为是符合诈骗罪的行为特征，还是符合职务侵占罪的行为特征，抑或是盗窃罪的行为特征。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看，这主要是犯罪客观要件中的行为判断争议问题，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看，这主要是构成要件该当性中的行为判断争议问题。因此，无论是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还是用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无论是先主观判断后客观判断，或是先客观判断后主观判断，均不会对案件的性质判断有实质的影响。从本案情况看，笔者认为，本案是因刑法规定存在冲突或交叉而产生的疑难的案件。刑法第266条（有关诈骗罪的规定）和刑法第271条（有关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存在法条竞合（法条交叉），因此，本案属于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法条竞合犯。对于这类案件应用法条竞合的理论或罪数形态理论来解决，在法条竞合或罪数形态的基本立场相同的情况下，无论采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抑或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均应得出相同结论。笔者认为，由于刑法第266条和刑法第271条属于交叉型法条竞合，且无法分清哪一条文为普遍法条或特殊法条，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用重法条优了轻法条原则适用法律，即在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
（三）“哥哥利用民航飞机失事杀死弟弟案”的比较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