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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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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协定

中国 吉尔吉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协定


(签订日期1996年7月4日 生效日期1996年7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明确和确定双方已达成一致地段的中吉国界线走向,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中吉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根据双方边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吉边界问题并明确和确定两国之间的边界线走向。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之间的国界线走向如下:
  中吉国界第一界点在汗腾格里峰6995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6128米高地西北约1.5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6411米高地东偏东北约3.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612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2.5公里处。
  从第一界点起,中吉国界线以直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4855米高地,再以直线向南行至5071米高地,然后以直线向西行到第二界点。该界点在5303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5705米高地以西约6.2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151米高地北偏东北约2.1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884米高地东南约5.9公里处。
  从第二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山脊行,大体向南偏东南,经5537米高地、5576米高地、6122米高地和5801米高地,至6204米高地,然后沿山脊转向南偏西南至5458米高地,再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至5502米高地,然后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到第三界点。该界点在6521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4936米高地以北约3.2公里,中国境内6740米高地以西约2.2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828米高地东偏东南约9.2公里处。
  从第三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山脊行,大体向西,经6929米高地、托木尔峰(波别得峰)7439米高地,到第四界点。该界点在无名山脉上的608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萨瓦巴齐)山脉山脊上一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526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408米高地)北偏东北约2.5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52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736.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11.0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58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581.0米高地)东南约10.6公里处。
  从第四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无名山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萨瓦巴齐)山脉〕山脊行,先大体向西,再向西南,经589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6073.0米高地)、554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540.0米高地)、4710米阿依浪苏达坂(原苏联地图为爱兰苏山口),到第五界点。该界点在天山南脉萨瓦巴齐山〔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萨瓦巴齐)山脉〕山脊上的一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850.0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484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815米高地)西偏西南约8.7公里,中国境内544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110米高地)西偏西北约7.0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04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024.0米高地)以南约9.5公里处。
  从第五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买巴什套山脉)山脊行,大体向西偏西南,经4001米库力克达坂(原苏联地图为4001.2米买巴什山口)、511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024.0米高地)、536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361.2米高地),然后下至库玛拉克河(原苏联地图为萨雷扎斯河),到第六界点。该界点在库玛拉克河(原苏联地图为萨雷扎斯河)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307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北偏东北约1.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65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88.5米高地)以东约11.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12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116.0米高地)南偏东南约6.2公里处。
  从第六界点起,中吉国界线向上行至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然后沿该山脊行,大体向西南,经466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82.0米高地)、琼吐尔山502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025.0米高地)、486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871.0米高地)、493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951.0米高地)、贡古鲁克山口(库库尔图克)〔原苏联地图为4358.1米库库尔图克(孔古鲁)山口〕、别迭里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284.0米别迭里山口),到第七界点。该界点在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上的450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464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82米高地)以西约7.8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40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397.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7.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44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41.0米高地)西南约5.3公里处。
  中吉国界第八界点在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上的531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532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253米高地)以北约3.6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79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812.0米高地)以东约8.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26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252.1米高地)南偏东南约9.4公里处。
  从第八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行,大体向西,然后转向西南,经博尔干迪达坂(原苏联地图为博尔干得别里山口)、440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14.1米高地)、4086米廓噶尔特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113.8米廓噶尔特山口)、3393米川赤察尔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355.3米穷赤查尔山口),再沿山脊下至托什干河(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河),到第九界点。该界点在托什干河(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河)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3532米高地西偏西南约18.9公里,中国境内414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122米高地)西北约7.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49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499.8米高地)以东约7.6公里处。
  从第九界点起,中吉国界线向上行至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然后沿该山脊行,大体向西南,经川乌鲁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096.4米穷乌鲁山口)、布特马纳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026.1米布特马纳克山口)、4088米喀喇别里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088.5米卡拉—赤尔加山口)、3810米库鲁木都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795.5米库鲁木都克山口)、3793米图云和坚持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798.6米图尤克和坚特山口),到第十界点。该界点在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郭克沙尔套山脉)山脊416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158.5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克孜勒克尔山381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以西约7.6公里,中国境内419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23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4.8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09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081.3米高地)南偏西南约11.6公里处。
  从第十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梅旦达克山脉)山脊行,先大体向北偏西北,经3959米和坚特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962.9米和坚特山口),再转西偏西南,经451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412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3819米博孜艾格尔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804.9米布孜—艾格尔山口)、3666米库尔撇别里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665.5米库尔撇—别里山口)、齐特察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922.0米基朴恰克山口)、乌尔他苏达坂(原苏联地图为3965.0米乌尔达苏山口),到第十一界点。该界点在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梅旦达克山脉)山脊瑟尔门套山439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04.0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373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677米高地)以西约5.9公里,中国境内3888米高地以东约17.0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39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387.5米高地)西南约8.4公里处。
  从第十一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卡拉格尔山(原苏联地图为卡拉格尔山脉)山脊行,然后沿天山南脉(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山脉)山脊行,大体向北,经喀拉克孜比克套山428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442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25.5米高地)、3805米克则勒库尔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805.8米克吉尔-库尔山口)、394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944.4米高地)、3835米恰喀拉依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883.0米乔郭来山口)、博孜阿拉塔什山381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830.0米高地),然后大体向西偏西南,到第十二界点。该界点在3625米玉孜列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671.0米乌谢列克山口)上,位于中国境内360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607米高地)北偏西北约18.3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71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728.0米高地)南偏西南约3.0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82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834.2米高地)西南约3.6公里处。
  从第十二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乔鲁克盖尔灭山(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脉)山脊大体向西南行,然后沿吐尔尕特山(原苏联地图为图鲁尕尔特套山脉)山脊大体向西行,经372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720.8米高地)、吐尔尕特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752.2米图鲁尕尔特山口)、455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03.0米高地)、452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05.5米高地),再转西北,至456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然后沿分水岭向下行,到第十三界点。该界点在3918米苏约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933.9米图永-苏耶克山口)上,位于中国境内410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075米高地)西北约6.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93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011.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2.3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91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930.7米高地)西偏西南约13.1公里处。
  从第十三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琼喀拉乔阔山(原苏联地图为科克东山脉)山脊行,大体向南偏西南,至444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42.7米高地),然后转东南,经3850米治特木阿舒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794.0米支得姆-阿舒山口),到第十四界点。该界点在3898米廓噶尔特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941.0米廓噶尔特山口)上,位于中国境内412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210米高地)南偏东南约2.8公里,中国境内384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965米高地)西偏西南约3.5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92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901.0米高地)东南约9.6公里处。
  从第十四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阿赖岭(原苏联地图为阿赖山脉)山脊行,先大体向西,经4470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463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705.1米高地),至450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然后转西南,经图自阿舒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628.7米图自-阿舒山口)、3862米希依达木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865.4米希依达木山口)、萨瓦亚尔顿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682.0米萨瓦亚尔登山口),到第十五界点。该界点在天山山脉(原苏联地图为阿赖山脉)山脊464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4720.7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4569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03米高地)以北约5.3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90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921.0米高地)东南约1.8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布鲁阿尔巴斯山399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布鲁里巴什山3996.0米高地)南偏西南约14.6公里处。
  从第十五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铁列克套山(原苏联地图为铁列克套山脉)山脊行,大体向南偏西南,经4066米冬古拉马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067.0米冬古拉马(卡拉察尔)山口〕、4077米依特推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074.0米伊得克山口)、3933米喀喇别里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943.0米卡拉-别里山口)、3848米依里提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851.7米伊里得克山口),到第十六界点。该界点在铁列克套山(原苏联地图为铁列克套山脉)南部分水岭一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加勒格孜布拉克峰429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336米高地)南偏西南约9.2公里,中国境内3267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262米高地)西偏西南约14.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00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002.2米高地)以东约6.0公里处。
  从第十六界点起,中吉国界线继续沿上述山脉山脊行,大体向东南,经3297米阿克铁斯克依山口(原苏联地图为3293.5米图比克山口)、327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287.9米高地),然后沿山脊向下行至河谷,到第十七界点。该界点在克孜勒苏河(原苏联地图为克孜尔苏乌河)主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317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162米高地)西北约3.1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32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323.8米高地)东偏东南约3.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00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002.2米高地)东偏东南约14.8公里处。
  从第十七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直线经过上述河流的漫滩向南行约1.1公里,到第十八界点。该界点在伊尔克什坦河(原苏联地图为玛里他巴尔河)河流中心线与公路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3330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327米高地)以西约6.2公里,中国境内317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162米高地)西偏西北约2.6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32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3323.8米高地)东偏东南约3.8公里处。
  从第十八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溯伊尔克什坦河(原苏联地图为玛里他巴尔河)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行,至该河河源,然后大体向南行到第十九界点。该界点在伊尔克什坦山486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脉山脊上的4867.2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4635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635米高地)西南约5.6公里,中国境内4423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71米高地)西北约2.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43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418.0米高地)东南约4.2公里处。
  从第十九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无名山脉山脊行,大体向南偏西南,经托呼秋山口(原苏联地图为4360.3米托郭察尔山口)、488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898.0米高地),到第二十界点。该界点在扎阿拉依斯基山(原苏联地图为扎莱斯基山脉)山脊库鲁木托尔塔格峰676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奥特茶罗(伊尔克什坦)峰5751.0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5511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480米高地)以西约4.7公里,中国境内5314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321米高地)北偏东北约3.8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48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552.0米高地)东偏东南约5.6公里处。
  从第二十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扎阿拉依斯基山(原苏联地图为扎莱斯基山脉)山脊行,大体向西,经库鲁木托尔塔格峰5800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库鲁姆-托尔塔克(玛里他巴尔)峰5788.0米高地〕、5990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965.0米高地),到第二十一界点。该界点在扎阿拉依斯基山(原苏联地图为扎莱斯基山脉)山脊5992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995.0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5006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009米高地)北偏西北约6.9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830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4925.0米高地)东南约9.8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368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5368.0米高地)以南约5.1公里处。
  从第二十一界点起,中吉国界线沿扎阿拉依斯基山(原苏联地图为扎莱斯基山脉)山脊行,大体向西,到中吉国界的终点。
  上述中吉国界线,从第一界点至第四界点,用红线标在联合测制的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
  上述中吉国界线,从第四界点至第七界点、第八界点至第二十一界点,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和原苏联地图上。
  在国界线叙述中所用长度均系从这些地图上量取的。
  用红线标绘中吉国界线的上述地图附在本协定之后,并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应继续谈判解决中吉国界线从第七界点至第八界点的走向问题。

  第四条 为了实地确定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吉国界线,缔约双方决定根据对等原则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实施勘界工作,根据本协定确定国界线的实地确切位置,树立界标,起草勘界文件,绘制详细的勘界地图,以及解决与完成上述任务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吉国界线,以山脉为界地段沿分水岭行,以河流为界地段沿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行。分水岭、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确切位置和据此划分的河流中的岛屿归属以及国界线与山区河流交会的确切位置,待勘界时具体确定。
  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界河为非通航河流。
  确定河流主流的主要根据是河流在中水位时的流量。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三国交界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三国交界点将由有关国家另行确定。

  第七条 缔约双方同意,实地勘定的中吉国界线同样应沿垂直方向划分上空和底土。

  第八条 在边界地带,包括界河可能发生的任何自然变化,不影响实地勘定的中吉国界线位置和岛屿的归属,除非缔约双方达成其他协议。
  界线勘定以后,界河中新出现岛屿的归属,按勘定的界线划分,如果新出现的岛屿骑在勘定的边界线上,由缔约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其归属。

  第九条 本协定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尽速在北京互换。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订于比什凯克,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吉文和俄文写成,如对文本的解释出现分歧,缔约双方以中文、俄文文本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江泽民                  阿卡耶夫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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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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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 秦志希:《舆论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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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国华 :《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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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9、侯 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10、郭志媛:《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11、.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债转股企业实物投资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债转股企业实物投资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3〕1394号


江西省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债转股企业实物资产投入新公司免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请示》(赣国税发〔2003〕90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1条规定,纳税人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鉴于债转股企业投入到新公司的实物资产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因此债转股企业将实物资产投入到新公司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特此批复。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