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切实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意见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 生 部
文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中医药医[1999]19号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切实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农村中医药（含民族医药、中西医结合，下同）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医药在农村卫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中医医疗机构（含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下同）有了较快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已达1800余所，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在稳步提高；农村中医药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农村中医药工作基础仍然较差，依然存在资源短缺、人才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农村中医药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独具的特色和优势，是宝贵的卫生资源，在农村具有深厚的基础。中医药在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老年性、功能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医药疗效可靠，成本相对低廉，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发展农村中医药，有利于缓解过快增长的医药卫生费用与农民群众经济承受能力的矛盾，对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发展，发挥中医药优势，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九亿农村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为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保护和增进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就切实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农村中医药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1）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中医药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传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医药工作的领导，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国家农村卫生工作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点和优势，根据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供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服务，为保护农村居民健康，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2） 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奋斗目标：到2000年底，初步建立起适应本地区实际需求的农村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强县级中医医建设，乡镇卫生院积极开展中医药业务，并在乡村医生的正规化、系统化培训中强化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基本满足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对中医药的需求。到2005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中医药服务体系，县级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和中医专科（专病）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乡镇卫生院有一定的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多数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具备中医药基本知识，使中医药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农村中医药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宗旨，围绕农村卫生工作、中医药工作的任务和目标，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加快农村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宽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
坚持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科技进步为依靠，优化队伍结构，积极推广、应用适宜技术，提高农村中医药队伍整体素质和中医药学术水平。坚持一网多用，突出抓好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带动乡、村两级中医药业务的开展。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点面结合，整体推进。
二、深化农村中医药工作改革，积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健康需求
（4） 农村中医医疗机构要坚持以为广大农村居民健康服务为中心，以广大农村居民对中医药的需求为导向，转变观念，深入社区、家庭，拓展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医疗、康复、保健和健康教育中的优势与特色，逐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5） 要按照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发展与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中医医疗机构尤其是县级中医医院的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从过去注重数量转到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要以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通过优化结构、减员增效、强化管理，实行按事设岗、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员工聘任制和合同制，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估和奖励制度，将分配和业绩挂钩，形成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向质量要效益。
（6） 要努力降低医疗成本。在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诊疗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杜绝浪费，严禁开“大处方”、“人情方”以及滥检查。
三、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医院建设，更好地发挥其龙头指导作用
（7） 要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加强县级中医医院建设，特别是对于医疗条件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县级中医医院，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县级中医医院医疗用房不足，特别是危房、租房问题；改善医疗设备条件，使医疗设备的配置与其承担的任务相适应；改善中医医院的就医环境，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中医医疗消费需求。
（8） 以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为核心，在突出中医药特色和发挥中医药优势、加强中医专科（专病）建设的同时，加快提高县级中医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和急诊抢救能力。要遵循主体发展和开放兼容相结合的原则，吸收和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加强县级中医医院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9） 努力提高县级中医医院的管理水平。当前着重要提高县级中医医院院长的综合管理素质，要不拘一格把具有改革开拓精神、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选拔到医院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实施院长培训、轮训制度。
（10） 继续抓好全国县级示范中医医院建设，实行动态管理，要有计划地滚动发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可确定一些省级示范单位，同时要注重积累县级中医医院改革、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发挥示范中医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整体上促进县级中医医院的发展。
（1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组织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但在建设与发展中面临困难而难以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县级中医医院实施人才、技术、管理、设备等方面的帮扶，使其逐步走出困境。组织并鼓励办得好的中医医院利用各种方式开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口帮扶。
（12） 充分发挥县级中医医院在农村中医药工作中的龙头指导作用。县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县级中医医院在中医药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其对乡村中医药业务的带动、指导作用。县级中医医院要积极利用现有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主动采取接收培训、技术下乡、巡回医疗、定期义诊、推广适宜技术和科技成果等办法，加强对乡村中医药业务的指导。
四、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提高乡（村）卫生院（室）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13） 乡镇卫生院在深化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作用，使中医药技术服务参与到医疗、预防、保健的全过程；有条件的中心卫生院要根据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逐步形成中医专科（专病）特色和优势；乡镇卫生院要积极向村卫生室人员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指导村卫生室的中医药工作。
针对当前乡镇卫生院中医药人员缺乏的状况，一方面要积极引进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也可在乡镇卫生院现有的西医人员中选拔学员，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14） 村卫生室要积极应用中医药常规诊疗技术，特别是简便价廉、安全有效的中医药疗法防治疾病，并配备必要的中成药。要向群众宣传中医药科普知识，并积极利用当地资源，自种、自采中草药，降低医疗成本，让广大农村居民受益。
（15） 各地对在农村个体开办中医医疗机构，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规划，按照《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审批，并加强监督管理，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五、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16） 通过推进高、中等中医药教育招生、分配等制度改革，疏通高、中等中医药院校毕业生通向农村的渠道；办好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招收农村青年学习中医药；继续开办面向农村的中医药自学考试，形成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多层次、多形式、多途径为农村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格局。同时，要根据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实际需求，改革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更好地为农村培养适用的中医药人才。
（17） 重视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中中医药人员的在职教育，积极推进住院中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按照《执业医师法》中有关执业医师培训考核的规定，采取继续教育、岗位培训以及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努力提高这部分中医药人员的业务水平。认真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的“在全国培训3000名县级中医医院专科（专病）业务技术骨干”的人才培养计划，遴选好培训对象，确保计划落到实处。
（18） 按照乡村医生能运用中西医两法防治疾病的要求，要将中医药内容列入乡村医生资格考试、在职培训考核中；在开展乡村医生职称评定的地区，在职称评定时要考核有关中医药内容。同时，各级卫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为乡村医生的培训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及有关优惠政策，制定培训计划、编写配套教材、加强师资培训、提供补助经费等。
五、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村中医药的服务水平
（19） 县级中医医院要树立“科教兴院”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利用和推广。要积极挖掘、整理当地名老中医的经验，有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要组织科学研究，重点是针对严重危害当地群众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充分利用县、乡、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进行临床观察与联合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迅速服务于临床。
（20） 积极有效地向农村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探索、建立适宜技术推广的新机制，调动技术持有者的推广积极性；在中医医院评审、执业中医医师和乡村医生的培训考核等工作中，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人员应用中医药适宜空技术提出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对成本低、疗效好、适合农村和基层使用的适宜技术进行筛选、发布。在县级中医医院推广适宜技术，以中医药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为主，并要与专科（专病）建设相结合；在乡村主要推广常规的中医药诊疗技术、方法，并要与乡村医生的在职培养培训相结合。
（21） 面向农村推广应用中药新产品。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组织好高效、优质中成药新产品的筛选工作，积极向广大农村推荐；同时加强与药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协调合作，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采取降低产品包装标准、减少流通环节等措施，减少生产、经营成本而降低价格。
七、 切实加强领导，整体推进农村中医药工作
（22）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把农村中医药工作列入本地区卫生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根据当地的卫生发展规划，制定中医药工作的年度计划，定期研究和解决农村中医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本地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健康发展。
（23） 在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中，要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重视县级中医医院在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需求、指导农村中医药业务等方面的地位，充实、巩固现有的机构；在实施各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要把农村中医医院与同级综合性医院同等对待。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中的作用，认真总结实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第一个十年规划目标中中医药工作的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在第二个十年规划目标中充实完善中医药工作指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促进农村中医药的发展。
（2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98年开始设立农村中医工作专项资金。各地要为农村中医药工作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发展农村中医药事业。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要相对集中财力，逐步解决本地区农村中医药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建立资金使用效益评估制度。
（25） 继续开展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创建工作，各地要按照《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区）建设标准》开展创建活动，争取到2000年底全国有100个县（市、区）列入建设范围，到2005年底全国再有一批县（市、区）列入建设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也可选择农村中医药工作较好的县（市、区）开展省级创建活动。要认真总结推广建设经验，发挥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的示范、带动作用。
（26） 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教育广大中医药人员弘扬白求恩精神，发扬中医的传统美德，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受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新风尚。对模范农村中医药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大力宣传，表彰奖励。积极组织和开展“三下乡”活动。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坚决纠正不正之风，树立中医药行业的良好形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各地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办法，确保本《意见》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各地贯彻落实《意见》的情况，将在适当时期进行检查。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
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