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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者

关键词：
保持 先进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践者 实现途径
摘要：
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治国方略和认识上的深化，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新贡献。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本文就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和谐指的不是完全同一，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我们党从来都强调，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党领导的各项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要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创造活动都得到支持、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包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首先要把坚持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作保障。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方针。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和睦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尤其要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够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只有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才能引导人们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念；只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才能统揽全局，更好地推进建设中的各项工作。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忠诚积极地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增强全局观念，树立大局意识，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自觉做到局部服从全局，小局服从大局，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随着建设工作的开展，必然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必然会触及到部分人的利益调整，在个人家庭和亲朋好友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要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顾全大局，自觉服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每个党组织都成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都争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先锋模范，始终保持先进性。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进取，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勇于创新。要摆脱落后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束缚，破除自我封闭、地方保护、部门利益至上的错误意识，树立变革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摒弃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的错误荣辱观、得失观，树立敢定事、肯干事、干好事的正确政绩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身体力行，确立起强烈的发展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机遇意识、效益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殚精竭虑，顽强拼搏，这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成就大事业的先决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大力发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无论所在岗位、职责、性质有什么不同，都要坚持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原则，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就要对工作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做到热情不退、作风不松、干劲不减。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就要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思想，树立干大事业、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以先进为目标，向标兵看齐，树一流标准，做一流工作，创一流业绩。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就是要破除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念，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扎扎实实地抓好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认认真真办事。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就是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意志不消沉，不怨天忧人，不等不靠不要，而是克难求进，艰苦创业，勇往直前。立足岗位，无私奉献，还要求我们正确地看待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做表面文章，不图一时风光，增强责任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就是要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共产党员作为先进分子，就必须始终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前沿，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研究经济工作，努力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要求，使自己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提高各项工作的成效。提倡务实的作风，求实的精神，就是要有落实的能力，踏实的苦干，做到贯彻上级指示不当“放像机”，结合实际进行再创造；学习外地经验不当“模拟机”，为我所用进行再提高；调查研究不当“录像机”，去粗存精进行再升华；出现问题不当“灭火机”，总揽全局进行再思考，卓有成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自觉学习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善于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高效率、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科学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作为社会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肩负着组织人民群众提高素质、发展经济的重任。只有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特别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重视科技知识的掌握，善于将新知识、新经验应用于决策和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知识层次和领导水平。根据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有关专业知识，特别是财税、信息网络、外经贸、现代金融、法律以及领导科学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需要全体共产党员一起去努力。作为共产党员也唯有保持先进性，才能不辱使命，才能做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者，始终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前沿，为促进经济腾飞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作者姓名：王江
作者单位：新疆吉木萨尔县委组织部
邮政编码：831700
邮箱地址：jmssj531@sohu.com
联系电话：0994—6981363




浅谈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

作者：张方圆


内容摘要：内地与港澳地区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是拥有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属于不同法域，存在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管辖原则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是相关法院和当事人所面临并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做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涉港澳民事诉讼 管辖权 司法协助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与内地的民事交往不断扩大，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已越来越显示出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不完善。作为区际法律冲突核心内容之一的管辖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是经常困扰着有关的法院和当事人，解决与港澳之间的区际管辖冲突有时甚至要比解决国际之间的管辖冲突还要复杂和困难。因此，针对此类民事纠纷的特定情况，处理时，在如何确定并适用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上存在不少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澳门略）
1，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
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
2，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此外，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包括涉大陆案件。在处理涉大陆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也会依据上述规则。
（二），内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1，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参照涉外诉讼处理。此外，对涉港澳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详见解答的相关规定，此处不一一分别列举）
2，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1），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 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这说明我国对于涉外平行诉讼是基本肯定的，并规定国内诉讼具有优先效力。对于当事人提起的涉港澳平行诉讼则不加限制。
3，承认协议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因合同纠纷和物权纠纷（除涉及不动产物权的纠纷外）提起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向内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应诉，并进行实体答辩的，内地法院也可行使管辖权。这实际上肯定了涉港澳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管辖法院。
二、 我国现行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对涉港澳案件的定性比较模糊，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除了《纪要》和《解答》对涉港澳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规定。所以，在处理涉港澳民事诉讼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涉港澳案件管辖权的混乱，这就使涉港澳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冲突内容不仅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法律性质，还涉及到几大法系之间的差异等，冲突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内地作为不同的法域，在香港的冲突法上甚至如同一个“外国”。处理涉港澳案件会遇到处理涉外案件遇到的全部冲突法问题，仅以一个国家主权为出发点将涉港澳案件作为域内案件对待，适用域内民事诉讼程序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2，内地和香港属于同一主权国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管辖权的扩张和争夺已属次要。频繁出现“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甚至出现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的裁判结果，将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加强协调避免冲突反而显得十分迫切。在此情形下，显然不能直接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
（二）目前的相关规定和受案原则，无论对港澳当事人还是对大陆方当事人都是不利的。
1，一些具体规定对港澳当事人的特别规定权利义务分配不均衡，实际上使港澳当事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港澳地区的被告既要承担国外被告特殊的诉讼义务，如文书公证、聘请内地律师等，面对与国外被告在法律了解等方面同样的困难，却又不能获得按国际通例理应享有的较长的答辩和管辖权异议期限，直接限制港澳地区的被告行使管辖异议权，是不公平的。
2，目前，内地在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时以“原告就被告”为一般原则，兼采最密切联系原则，而香港则以实际控制为原则，两地不统一的规定对大陆当事人也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不仅会影响到审理该案需要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而且会影响到法院生效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按照内地目前这种确定管辖权的原则，如果败诉方在大陆，其财产一般也在大陆，这类判决就容易得到执行；相反，如果败诉方是香港居民，其财产一般也不在大陆，判决就难以执行。而且，如果香港居民是被告，且争议标的不在大陆，则法院一般不会受理。显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大陆当事人都极为不利。
（三）现行规定存在着一些不明确、不合理之处（以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依据为例）
1，根据“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行使管辖权。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条约所确认的只有某一诉讼是由于该代表机构直接引起或与其有关的情况下，才对不在本国的被告依据这一联结点行使管辖权。而我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会有将“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视为“被告住所地”的嫌疑。
2，规定合同签定地和合同履行地等术语缺乏明确的界定。因为两地的法律对此规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就可能因概念的含义模糊而产生分歧。
(四)不加限制地肯定平行诉讼，造成两地区际管辖权冲突不合理扩大
1，与国内民事诉讼中对待“平行诉讼”的态度截然对立，与涉港澳案件“不是涉外案件”的定位不协调。
2，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选购法院”，即当事人选择一个其认为可能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或裁决的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这对被告非常不利，也浪费国家的诉讼资源。
3，内地和港澳之间存在平行诉讼的关键是如何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避免使两地的管辖权冲突不必要的扩大。人为地不合理扩大两地管辖权冲突的范围，加大解决纠纷的难度和成本，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也不利于双方的正常民事交往。
4，实践中，一些本来应由港澳法院管辖的案件，因当事人选择向内地法院起诉而成为内地法院必须受理的案件，甚至明知没有管辖权，也要先行受理，再看是否有被告默认管辖的事由出现。一方面内地法院面临从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到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一系列困难，另一方面与港澳法院争夺管辖权的迹象明显，不利于与港澳司法机关的互信合作，反而可能为一些非正当的起诉开方便之门。
（五）缺乏消极冲突的解决方法
消极的管辖权冲突，是指对同一涉两地的民商事案件，内地和港澳法院都没有管辖权或都以对方 拥有管辖权为由拒绝管辖的情形。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见，但又是客观存在的。纠纷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必要的救济，显然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正确定位涉港澳民事诉讼，以司法协商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主要方式。
1，涉港澳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国内案件。两地的法律属于不同的法系，在适用的原则、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一国两制”原则要求内地不能把港澳作为一般的内地省级地区来看待，港澳法律是和内地法律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我们不能借口港澳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而强行把涉港澳案件作为国内案件来对待。
2，涉港澳案件也不同于一般的涉外案件。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冲突，包括当事人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公共利益冲突。而内地和港澳属于同一主权国家，公共利益的冲突并不多见，主要是当事人私人利益方面的冲突。所以，内地和港澳应着眼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以公正、及时、有效解决纠纷为着眼点来解决管辖权冲突。对涉港澳民事诉讼的这种定位，应作为选择解决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方式的出发点。
解决区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各法域分别制定自己的区际冲突法。目前两地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做法，操作性很强，效果却没有保证。在管辖权冲突方面，各地区之间的理论和规范都不一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管辖权冲突，而且一个地区积极协调管辖权冲突的努力得不到其它地区的支持和配合，将有损双方的互惠关系。
（2）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统一的冲突法能消除当事人“挑选法院”的现象，不涉及两地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较容易达成一致；能避免冲突法本身的冲突，也使识别问题变得简单的多；能够为将来实体法的统一奠定基础。效果应是比较明显。但目前用来解决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却不现实。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有关国防、外交和其它按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法律施行于港澳，有关区际冲突的法规并不在这个范围内。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也没有权力制定可适用于两地的统一的冲突法律。两地也没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机关来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冲突法的统一。因此，统一立法权的依据不足。
（3）条约方式。在一国之内存在“对等”障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但将“内地其他地区”界定为内地省级地区，由其司法机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签订协议，会过于烦琐，难有一致的效果。
（4），通过司法协商方式解决管辖权冲突。从短期来看应是可行的。原因在于：
首先，两地管辖权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应通过协商解决冲突。涉港澳诉讼不同于一般国内诉讼，加之两地没有共同的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无法直接通过统一冲突法或统一实体法的方式解决管辖权冲突；涉港澳诉讼又不同于一般的涉外诉讼，两地属于同一主权国家，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再进行管辖权的争夺已不必要。
其次，通过协商解决管辖权冲突，不需要两地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发生大的变化，符合“一国两制”原则，也比较容易做到。
再次，协商解决两地的管辖权冲突具有法律依据。如香港《基本法》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内地各级法院，同香港特区政府或终审法院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在大陆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发布在内地施行，在香港，由香港特区政府或终审法院以适当的方式颁布在香港实施。